前几天我爸看着我问我，你叫啥？我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我爸今年92岁了，他80岁的时候还能给老伴写情诗，他50多岁的时候担任公审四人帮的公诉人，他20多岁的时候是个才思敏捷的大学生，在秘密地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事，但是这几年他慢慢地开始忘了。我说，爸，我的名字不是你起的吗？你忘了？意思不是一片丹心吗？想起来了吧？他还是想不起来。我说爸，我叫一丹。

 

我拿了纸笔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好在我爸爸没有忘记文字，他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我心想这张纸放在他身边，他也许就不会忘了。将来我会不会也这样呢？ 

 

还有一种遗忘，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比如说人们遇到那种特别纠结的，特别痛苦的，特别不想回想的事就会说，记着它干吗呀？忘了吧，过去就过去了。这是人们主动采取的遗忘，而我不想遗忘，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所以我选择记录。

 

比如说让我一天长大的那个经历我就不想忘记。那一天是1968年11月25号，那是我到中学报到的日子。尽管停课很久很久了，但终于从一个小学生变成中学生了，我还是很期待的。可是我没法和我的父母分享，他们都在遥远的公检法军管会的学习班接受改造。

 

我们到了中学报到的时候，看到哈尔滨第44中学的门前贴着一个通知，说报到时间推迟一星期。长时间的停课，长时间的武斗，学校的桌椅门窗都被破坏了，学校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这些新生，所以就推迟了。

 

我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到天很灰，下着轻轻的那种小雪。我们家住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宿舍的黄楼，院子里没什么人。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大人都去干校了，很多人家都是住着老人和孩子，我家也是这样。 

 

我推开家门，看见我姥爷神色有些异常，怎么了？我往屋子里一看，一片狼藉，有四五个人正在我们家翻箱倒柜搜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个13岁的女孩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完全懵了，他们是谁呢？我仔细辨认，发现他们是我妈妈的同事，这让我判断出是我妈出事了。

 

他们一页一页地翻着家里的每一本书，一件一件地翻每一件衣服，我想起我的日记本还在抽屉里，那时候我觉得日记是不能随便给人看的，于是我就走过去想把我的日记本拿过来。

 

这个时候一位阿姨看到了，她走到我面前特别利落地把笔记本拿过去，然后一页一页地翻。她一页一页地翻，没有发现什么，就还给了我，我记得那道目光特别地冷。

 

我们家的财产也要登记，衣服要一件一件地去登记。这时候一位阿姨说，水獭领大衣一件，你们知道水獭领的那个“獭”怎么写吗？在场的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然后这个负责财产登记的阿姨说，哎呀，你们看人家韩殿云，人家都穿上了咱还不会写呢。

 

我站在那儿看到这一切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那时候也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那种感觉太复杂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叔叔走到我面前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跟我说，一丹呐，你不要有抵触情绪啊。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个生词，我从来都没有学过，可是在那语境之下我立刻就懂了。

 

这个生词刻骨铭心，它刻到了我的心里，以至于很久以后，直到现在，我每读到这个词就会想到我是在什么时候学到它的，我还弄不清它到底应该念dǐ chù，还是用东北口音念dǐ chǔ。那一刻我懂得了，在同样的情景之下，在同样的角色关系里，人是可以选择的，可以选择冷，可以选择暖，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

 

搜查结束以后，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我姥爷受了惊吓，从此就落下了一直不可控制的摇头的毛病。当时我13岁，我两个弟弟一个10岁，一个7岁，我特别担心弟弟们看到这个场景。

 

他们走了以后，我就开始写信，写给在北安的妈妈，写给在呼兰的爸爸，写给在密山下乡的姐姐，写给远在福州的姑姑，还有远在北京的叔叔，我向他们问了同样的问题：到底出什么事了？谁能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当我一个人向邮局走去的时候，那个记忆都是灰色的。我一封一封地把信投到邮筒里，就好像是个期待，好像邮筒能给我一个回答。很多年以后，当我把这个情景讲给我的同学李小梅的时候，她画了这样一幅图，我好像又看到了我自己。

 

其实在很多年里我都不再提起这件事，有一次偶然间和我一个同龄的同行谈起这件事的时候，她说，我和你有相似的经历，不同的是，当我们家被抄以后我被搜了身，被搜身以后我就一遍一遍地擦洗身子。

 

我以为我不记得这件事了，可是听她一说，我觉得我内心深处还记得，我更觉得这不止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记忆。她说我们不能太健忘，于是我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写到我的书里。

 

我慢慢长大走进中学，但走进中学后却要尝到书荒的滋味，这个滋味我也不想忘。我们刚刚走进中学的时候连教科书都没有，在中学没有教科书你们会觉得荒唐吗？对，荒唐年代就有这样的荒唐的情景。

 

在不幸的年代也有幸运。我所在的中学的隔壁是黑龙江省图书馆，图书馆封闭很久很久了，我每次从那儿经过的时候都在想里边是什么样子。后来有一个机会，黑龙江省图书馆需要整理图书，就从我们学校叫了几个学生去参加义务劳动，我们就终于有机会走进图书馆了。

 

我被分配到社科书库，一进书库我就看到那个书架是顶天立地，然后看到那些书名，让我很吃惊，《安娜·卡列妮娜》《巴黎圣母院》《红与黑》《静静的顿河》，这不都是毒草吗？这不都是当年被批判过甚至被烧掉的那些书吗？这些书我能看吗？

 

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允许我们在每次劳动之后带一两本书回家，嘱咐我们自己悄悄看，不要跟别人说。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个时期，每天晚上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就好像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有一次我在书库的一角看到堆了一堆特别散乱的书，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走过去一看，全都是美术书，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画册，我在那看到了油画、素描、雕塑，还有教堂上的穹顶画，还有裸体画。

 

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心咚咚直跳，我好像觉得我不该看，这是不是很不健康啊？这是不是很不应该啊？我甚至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去看。

 

终于我一次又一次悄悄地看了一本又一本，也不敢跟别人说。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我身边的几个女生，那些画册你们看了吗？这个时候我发现我们几个女生都去偷偷地看过了。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人到中年了，我在去希腊、意大利时，看到了这些作品的原件。当时我站在那个雕塑面前，我好像又闻到了图书馆里面灰尘和书混杂在一起的味道，我面对着这些艺术作品的原件就忍不住流泪。

 

我本来应该在阳光下很有享受感地接近它，在我少年的时候，在应该接近它的那个年龄，可是我没有。以后每当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什么叫饥渴，什么叫扭曲，什么叫犯罪感，什么叫偷偷摸摸。这样的情景我不想忘掉，我想记录。

 

后来我当了知青，走进了大学，我在同时代的人中还算幸运的，还终于受到了高等教育，可是当我跟80后谈起我是工农兵学员的时候，我总会在80后的眼里看到：嗯，工农兵学员是什么意思？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词，有的80后听到这个生词他就立刻拿起手机，我知道他在百度，我跟他说，你可以百度到从1970年开始我们国家的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人数一共有94万等等等等，而我要告诉你的，是作为一个工农兵学员，我所经历的那些细节那些故事，比如说我当了四年半的知青。

 

我们全班同学有一大半是当过知青的，当我们终于回到课堂的时候，上课铃是那种特别传统的铃声，当那种特别响亮的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感觉，特别激动，特别感慨。

 

当我把这种感觉跟一个80后说的时候，他说，我们喜欢的都是下课铃。我又跟他说，我们上学那时候是票证年代，是紧缺经济，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然后我说，你见过布票吗？一个90后小姑娘跟我说，没见过布票啊，我都没见过布，我就见过衣服。

 

这就让我更加有了一个愿望，我要记下来，我要记录。在七届工农兵学员中，我是最后一届，是76末代工农兵学员。如果不是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话，我们的大学就会是一片荒芜，它已经荒了三四年了。

 

对一个国家来说大学校园就那么荒着，这意味着什么呢？幸好还有了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使得我们能够走进大学。末代工农兵学员是在1976年入学的，大家都知道1976年发生了什么，我们入学的时候已经粉碎了“四人帮”。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什么叫崩溃的边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我当时已经走到了首都，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是一个大学生。我的生活并没有困苦到极端，并没有像吃不上饭的农民那样要按上红手印。

 

那我的记忆是什么呢？我记得那个时候学校的大食堂好像永远都不吃面条，可是我太想吃面条了，我就在想我怎么不生病啊，如果生了病，那个病号饭就是面条。

 

后来在一个夏天我终于病了，我去看病的时候大夫给我开了药，然后我就不走，看着他弱弱地问，能给我一张病号饭的条吗？然后大夫给我了一张薄薄的病号饭的小纸条，我就到食堂，递到窗口里面，就开始期待着这碗面。

 

我在想，那将是一碗什么样的面呢？里边一定会有西红柿吧，还有菠菜吧，还有绿葱花吧，也许还有几滴香油珠，或许还有鸡蛋吧，我就这样想着。

 

我还在想这碗面拿了以后在哪吃呢？如果是在食堂吃的话，我们那时候整个食堂没有一把椅子，如果有那么好的一碗面，好不容易得到的一碗面，我如果站着吃太没有享受感了，太对不起这碗面了。那要不我回宿舍吃？可是我们宿舍6个人，我吃面的时候李小梅她们要是在旁边看怎么办呢？我给还是不给呢？我就这样在那个窗口想。

 

这时候那一盆面条递出来了，我一看，没有鸡蛋，没有西红柿，也没有菠菜，就是黄呼呼的黏呼呼的一碗。可是它毕竟也算是面，于是我就站在那儿，只是充饥而已，把这碗面给吞了。可是我还是想吃面，于是我就到了王府井。

 

东安市场那有个餐厅叫湘蜀餐厅，那有卖担担面的，三毛二一碗。我买完那碗面以后，就根本不顾旁边人有多么嘈杂，多么拥挤，也不管我后面有一个人在等着我的凳子，我踩在那个凳子那个牚上，我就细细地把那个面拌匀，享受每根面，每一点麻酱，每一粒芽菜。 

 

在把这碗面吃完了以后，我还想再买一碗，可是我在那儿就开始犹豫，到底买不买呢？我还有三毛二，可是从十几岁开始，多年来在紧缺经济、票证经济的环境里长大，我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克制。

 

我即使特别想吃我也能忍着，我觉得我要是再买一碗好像很不应该似的。好像我都不能容忍，你怎么能一口气吃两碗担担面呢？不能。可是我舍不得走开，我就坐在那，我要说服自己走开，于是我就算了一笔账。

 

这就是我在算账，在算三毛二还能干什么。三毛二还能买二两酸三色牌的水果糖，二两水果糖，我一天吃一颗也能吃十天八天吧，这样享受感会不会更长一点呢？于是我说服了自己，果断站起来，离开了湘蜀餐厅。 

 

这事一点也不极端，很多我的同龄人多有一碗面条的记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读者交流的时候，我说了面的故事，底下有一个读者就在流泪。之后他告诉我说，我也是，那次我发烧了，在那排队拿着个小纸条等着那碗面，前面排着七八个人，到了我的时候，厨师说今天的面没有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他说，我今天发烧。

 

什么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啊？每个个体都有他的记忆，这种记忆都非常地具体细微。我一再说，我这记忆一点都不极端，我是首都的一个大学生，我并不是在穷乡僻壤，并不是揭不开锅的，可是这种记忆同样是刻骨铭心，同样我觉得我要记下来。

 

后来的经历可能就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就是我到了《焦点访谈》。刚才我问一席，我们今天的观众大约都是多少岁呢？他们说大概是25岁到30岁左右吧。《焦点访谈》是在1994年开播的，各位应该都是看着《焦点访谈》长大的吧。

 

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片段是我的20年，每年一个镜头，是我在退休的时候我的同事帮我编的。我当时去《焦点访谈》的时候，我以为我是做好了准备的。舆论监督这几个字对我有着极强的召唤力，但是我到了《焦点访谈》以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做好准备。 

 

比如说《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观众来信有几百封上千封，上面写着“敬一丹收”的，这样的观众来信有几十封上百封，天天在我的桌上。如果这信只是写着“《焦点访谈》编辑部收”，我没那么大压力，它写着“敬一丹收”，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托付。

 

可是每天有这么多的信，每天都面对着信里的那些让人沉重，让人叹气，让人流泪的内容，那是什么感觉呢？《焦点访谈》的来信有一个特点，就是落款特别长，落款越长越说明他是角落，我们那些信都是从特别角落的地方寄来的，某某省、某某县、某某村、某某村民小组——到底了。

 

有的信皱皱巴巴的，用黑乎乎的糨糊贴着一张邮票，不知道走了多少路才寄到了《焦点访谈》的编辑部，天天看这种信那是需要一种力量的。信的开头写着：《焦点访谈》青天，信的落款写着：托付你的人，或者信任你的人，而我感受到的是难以承受之重。

 

最初的时候，我还觉得我们《焦点访谈》受到大家这样的信任，这是一份光荣。可是时间久了以后，就有一种无力感。我们能做什么？就算我们《焦点访谈》一年365天每天都是舆论监督的内容，那和我们每天收到的观众来信相比，我们能做的还是太少了。 

 

我们《焦点访谈》的每一个同事最日常的工作就是看观众来信，它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线索，也是我们了解民情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我在办公室经常会看到我的同事在看信，常常是看着看着拍案而起。

 

有一天我在那儿看信的时候，我又在叹气。我的同事坐在我对面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观众来信编成一本书？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可以吗？这种文本能编成一本书吗？ 

 

可是后来日积月累我就在想，给我写信的人对我的期待就是让我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我可不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把这些声音收集起来，记录下来，传播开来，作为《焦点访谈》屏幕上的一种补充呢？于是我就开始做这件事。

 

成千上万的信，我们从里边挑出了一百多封，当时是覆盖了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我天天在看信，天天在整理，我把这些信和文稿拿回家的时候，我公公看到了，他跟我婆婆说，这一丹是要干什么呀？这事要是在1957年这就是“右派”。

 

我说现在不是1957年，1957年我们听不到这些声音，60年代我们也听不到这种声音，这种声音虽然有点嘈杂，虽然有点七嘴八舌，但是比起万马齐喑它不是一种进步吗？所以我要记录，于是这本叫作《声音》的书就和读者见面了。

 

1998年是《焦点访谈》最具锋芒的时期，《声音》这本书作为《焦点访谈》的另一种传播，在读者观众中唤起了共鸣，很多人把这本书看成是一种民意大全，说它体现了记者的良知，反映了民间的声音。 

 

我自己也很欣慰，我觉得我终于在难以承受之重这种情景下可以喘一口气了，我给那些托付我的人回了一封信。可是不久有一封信又寄到了我的桌前，那信中写道，我们看了你的《声音》，你听到的声音只是你能听到的，而我的乡亲们已经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只剩下呻吟了。

 

我知道这事还没有完，我那时候曾经想，过五年十年我再做一次这样的事，它就是一个社会记录，五年十年以后有一些让我们头疼的词总会消失吧，一些让我们能够看到光明的词会出现吧，如果这样持续地记录下来的话，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份有进程感的记录吗？

 

但是后来我没有做这件事，在后来我发现我想的太乐观了，有一些词消失得没那么快，一些我们期待的词也没能像我期待的那样出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新媒体出现了。

 

当新媒体出现以后，人们不像过去那样特别依赖纸质的信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尤其是自媒体出现以后，人们也不再希望别人当自己的代言人，他们可以自己说话了，可以自己表达了。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声音》这本书它是完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一种记录，它完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使命。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记录，我仍然有一种被期待带来的沉重感。

 

那个时候我出现在镜头里很少有机会笑，甚至有人看到我以后说，哎，敬一丹，你还会笑啊。其实是这个栏目使得我这样。如果观众了解了我在面对镜头之前，曾经面对着那么多的观众来信，那么多的托付，就能理解我为什么在镜头前会那样沉重，这是我的职业经历。

 

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爱怀旧，我在临近退休的几年就觉得自己开始怀旧，我那时候就克制着，眼前还有这么多的事呢，先不要怀旧吧，以后有时间怀旧。2015年我退休以后我不用克制了，我可以怀旧了，我首先回望的是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写了一本书，叫《我遇到你》。

 

这本书写完了以后，我还是克制不住地怀旧，还有我的大学生活呢？那么多的年轻人对什么是工农兵学员那么陌生，我应该告诉他们吧。于是我把大学的全班同学都动员起来，大家一起来回望，29个同学一个都没有少，都在这本书留下了痕迹，包括去世的同学。

 

今年我还在怀旧，我的这种倾向可能很多是来自我父母的遗传。我妈妈和我爸爸都特别喜欢留各种各样的文字，从他们两个人相识恋爱开始，他们就留着当时的信件。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时间跨度是68年。

 

我们家现在是四世同堂，而这本书涉及的是五代人，包括我已经去世的姥爷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爷爷，它讲述了一辈一辈从哪走过来，经历了什么。我妈妈开始怀旧的时候整理了这些信件，我开始怀旧的时候重读了这些信件。

 

我跟我妈说，这些信不仅是咱们家的，这些信的意义也不仅是咱们家的，咱把它写本书吧。我妈说，谁家都有一些事，都有家常里短，我们需要这样做吗？这有价值吗？但是时间越久我年龄越大，我越看到它的价值。

 

我非常尊重我的同事崔永元做的一件事，就是口述历史。他做的口述历史就是为我们留下一份民族的记录，一个一个的个体他们的记录集合起来，就让我们能够比较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 

 

想要完全还原那太奢侈了，可是一个一个的个体的记录就可以让我们接近于还原，我们一点一点地去接近那个真实。所以我在想我所做的这些记录，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家庭，它是一个小小的拼图，在一个大大的图景里，每个拼图都是有意义的。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记录。不仅是怕忘记，不仅是作为记者的惯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希望我女儿知道，我甚至害怕她不知道。如果她不知道，如果她对家里一代一代人走过的路，经历过的背景有隔膜，我们怎么能够算得上精神的相亲相爱相知？ 

 

我太不想让我那些有痛感的记忆出现在我女儿的生活中，那些有痛感的记忆我们把它记下来，内心里的愿望是不愿意让它重现。那么我女儿和她的小伙伴们他们今天的空间是什么，他们在创造什么，他们创造什么是将来也值得记录的，他们将记录什么给他们的孩子呢？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