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全胜。
今天特别感谢一席，给我这样一个演讲的机会，给我们HAYA乐团一个介绍自己的机会，也特别感谢在座所有的朋友们，来聆听我们HAYA的声音。
那么大家听到的这段音乐，是马头琴发出的声音。说到音乐，说到蒙古族的音乐，说到马头琴，那不得不让我回忆到二十八年以前，我刚刚进入内蒙古艺术学校的时候。
那时候，记得是1985年的一个下午，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们学校院里开着鲜艳的丁香花，同学们都在教室里上着课，琴房里传来了阵阵的练琴的声音，钢琴正在弹奏，滴答滴答滴滴呔嘟答，滴答答滴，滴答滴嘟。然后，老师们正在大礼堂里，开着关于艺术研讨的会议。
就在这样一个安详的下午，突然在宁静学校的操场中间，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的声音，砰！这个爆炸的声音大到，在学校教室里上课的同学的桌子会这样这样的晃动，然后弹钢琴的在滴答滴答滴，咚！钢琴的低频发出来一个共鸣。然后所有的都静下了，老师们想，那可能是地震了吧。
所有的人都往外跑。当所有的老师和同学们跑到这个操场，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两个小孩，学生，他们被嘎石桶爆炸染了以后，整个全身是白色的。然后昏倒在地上，醒来以后企图站起来逃跑，又一次摔倒在地上，然后连滚带爬，在操场留下两道白色的印记，一直奔向了宿舍的水房。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其中一个人就是我，全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的爆炸。
那天下午的情境是这样的，我不愿意上政治课，然后老师正在讲，用本地话在讲这个政治经济学，“这个资本主义啊，是一块朽肉。这个，它终究会腐烂掉的。”我们那同学突然提出说，“老师那你老说资本主义不好，你一买电视怎么老买资本主义的彩色电视，你怎么不买北京牌黑白电视呢？”
“你这个同学不要乱说话！坐好！”我们就逃跑了。逃课后，我就看到操场中间有一个嘎石桶，那是焊铁用的。然后我想，诶，把那个点燃以后，一定会看到特别大的火苗，一定特好玩。然后我说，“我拿着这个桶，你来点！”
我就弄得气足足的，我说，“开始！快点！快点儿点！我们赶紧看那个火有多大！”然后他的火柴刚这样，我还没看到火，就被一个巨大的爆炸声音，咚！胶爆破以后，我带到两米多高，然后我摔在地上。桶上到五六米，摔到我旁边。
我当时就昏过去了，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几分钟以后醒来，我耳朵里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我只听到一个“叮…”，一个特别高频的声音。然后我一睁眼睛，被那个嘎石的那个白色的水，染得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再一摸我的脸，所有的脸都火辣辣的，全都伤了。
然后我想，完了，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我用最快的电影镜头，最快的快镜头，从小到长大这么个过程演了一遍。演的一遍是这样的，刚开始学琴，然后唰唰唰，到最后是，有一个又聋、又瞎、又毁容的一个人，在火车站，拿着一个马头琴，抱住一个人的大腿说，“给我点吃的吧。”
我说不行，我必须要拯救自己。然后我就爬向了水房，去冲眼睛。那时候特别的调皮，然后一说到这个事我就想起来，我们艺校时候有很多各种各样害人的那种游戏，就是好玩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是这样，我们谁要是身体要是不好的话，大家就把他摁在地上，就把眼睛使劲吸，等于是吸你的眼睛这样。这样一吸，你的眼睛就被吸出两道红印来，然后这道红印一个星期就会下不去。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艺校三分之二的人都被吸了，都是这种跟小丑一样一个星期下不去。有时候我们还带着两个红道这样演出，给大家乐得。后来大家觉得这个不好玩，后来说那这样，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我们不要走那个楼梯下来，从那儿滑下来，特好玩。
所以那时候我们都不走楼梯，直接就一骑在那个楼梯的那个杆上，就呼呼呼就滑下来。但是没想到那是很老的楼，那楼梯是水泥的，那个台子，被菜刀砍得一截一截，都是疤。每次滑下来，我的棉裤就被撕得成两半，然后棉花就会乱飞。
然后那个时候早上穿棉裤的时候，会变成两片。先找一个片穿上，再找另一块，然后再找个绳，这样系上。
我有一个朋友特聪明，他是弹钢琴的。他每次就会拿那个笤帚疙瘩那个铁丝把自己的那个棉裤给缝上。铁丝上有可以当针线那种，他别上以后就看不出来。但有时候他一坐在钢琴凳子上，会啊的叫。怎么了？那个铁丝就扎到他屁股了！
那时候就那样调皮。还有一阵流行的是，我们称之为火烧屁眼儿。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不小心撅着屁股，或者趴在窗台上的时候，后面就会有人拿这种偷偷的跑到后面。然后你那一刹那，“啊！”有那么一分钟时间，你是不能回头去看人，因为疼得不能动。等你回头找的时候，这人都去哪儿了。谁干的？就不知道。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进宿舍，大家都围着墙走，不敢直接进那宿舍。哎哎，就是自己蹭着墙，走旁边一坐就完事。最可怕的是，上那个早操广播体操的时候，因为容易叉着裆这样，一二三四，这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做广播体操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基本上就保护后面的，看后面有没有人在给你做火烧屁眼。
那天有一个弹钢琴的那个旺那日苏，他忘了。他自己在那还特认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说“上！上！上！”，所有的人都指着他叉裆的那边，我们有一个一米八的，弹三弦的，手指头这么粗，他跑过去，“嗡！”，五六七八，二二…直接就晕过去了。
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特别的淘气。但是虽然我们特别淘吧，但是每个人对于将来，对于音乐，练琴都特别的刻苦。然后大家基本上都保持有几个小时的练琴时间，而且每次考试的时候比，看谁拉得好谁拉得不好。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音乐应该是那么神圣的，应该把它学得更好，是这样一个想法。那时候我就听到一个人用一种流行的方式唱蒙古歌，“今晚我的朋友，都要来”。哇，我觉得这个太酷了，第一次听到蒙古歌还可以用这样的节奏去唱，那这个人就叫腾格尔。
小时候太羡慕，在我心里就像那种神一样的感觉。后来我就带着这样一个愿望问了腾格尔在哪儿，他说他在北京。然后我说我一定要去考到北京，然后我就登上了从内蒙古到北京的草原列车。
没想到我买了硬座的。我跟同学告别完了以后，，我是最后一个被推上火车的。人太多了，我一推上去，那个玻璃门，就直接把我的脸就挤成这样了。然后冬天，我只能是这样，咔踏踏咔踏踏咔踏踏咔踏踏，然后脸冻得不行了，粘住了就换这个脸，咔踏踏咔踏踏咔踏踏。
最后我发现，有一个小窗户可以看外面的风景，那个风景最快地往后倒退。我想，不能这样一晚上，天都黑了，我不能这样待着呀。我说我有座位，我必须回到座位。
然后我就往那个车厢中间挤，挤到两个小时以后，发现跑到中间了，这个时候我想还有两个小时，就到我的座位了。然后我想，两个小时太长时间了，这样吧，我下了火车以后，从那个门上来，离我的座位会更近。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我下车！下车！”我一喊下车，哎，怎么这个小孩下车，人群上面就把我这样传，传到我那个上车的门口。然后列车员踢门边上睡觉的人，“起来！起来！有人下车！”咚，把我扔下。
一关门，我再一看，那个火车站只有一盏灯。一个特别小的站，就我一个人下车。所有的火车不开门，就我一个人下车。天呐我从哪儿上车？
我说“开门！”人家也不开了。我赶紧往我的那个方向跑，但是我发现我下错方向了，我那个座是在这边，我的同学在这边，我在这边下的。
然后我想怎么办。我用最快的速度从火车底下钻过去，然后我又开始找我那个同学。我说，“哎你在哪儿！白峰你在哪儿！”那个同学叫白峰，然后他给喝多了睡着了，在火车上睡呢。然后我看见了，“白峰！开窗户开窗户！”正喊着，火车就开始，噗…啪…噗…啪…就开始准备启动了。
我一边跑，我说“开窗户！是我！”啊，他想，你怎么跑到外面去了，他以为他自己做梦呢。然后我说开窗户，他说哦。
冬天，那个时候东北特别的冷，都是冰碴子。然后整个列车的窗户就给冻住了，怎么也打不开。然后旁边的解放军两脚踹开以后，玻璃碴子就掉下来。冰掉下来后，我就扒到了一个缝上，那个火车已经咔嚓嚓咔嚓嚓这么快了，我拼命地扒在上面，他们一边打开，一边把我往上拉。等我上去以后，我的心都跳得特别快、
就这样一路我来到了北京。我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音乐系，然后在那里学习了的几年的作曲，几年的和声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然后我毕业以后，就正好是没有马头琴专业。领导们就把我留在了学校，我就变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马头琴的老师。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一直在想，马头琴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呢？所以我就有幸认识到了腾格尔，因为他要录一个《蒙古人》和《天堂》的马头琴，他找到了我。我一拉他觉得特别的好，然后我们俩一来二去就成了好朋友。
从93年开始我跟腾格尔一起创建了「苍狼乐队」，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苍狼乐队特别的酷，因为是第一个把马头琴跟现代的流行的音乐去做结合。那时候民乐不跟电声在一起，民乐跟民乐，电声是在电声，如果民乐跟电声在一起，是特别酷的事。
那时候我留着长发，这么长，梳着辫子，穿着一身皮衣，然后皮裤子、皮鞋，天天喝着酒，感觉自己特酷。全国各地到处演出，一拉马头琴头发就要甩起来那种。有很多人还特别羡慕我那时候，一说腾格尔，我们的苍狼乐队，我们那会儿有好多好多演出。
我想起一件事就说，他有一次唱，《小河淌水》。《小河淌水》我们改编是这样的，前面是一个合成器铺底，弦乐铺底，然后他自己清唱了一段，“哎，月亮出来了喔，了喔”，然后再进那个踏踏踏踏节奏，这种感觉。
没想到那天我们那个键盘和我们那个鼓手喝得太多了，都晕了。然后上台，哇给了个和声，老腾自己准备要开始了。然后他到左边准备要起那个范儿，没起了，又跑到右边，不起了，低着头。
然后我一看，哎呀调起错了，调起高了四个调，他怎么也进不来。然后我说“调起错了调起错了”然后那个键盘，当叮叮叮叮叮叮，叮，然后腾格尔终于舒服了，他准备要开始唱了。
刚要起范儿，后面我们那个鼓手，OnetwoOnetwothreefour，就起节奏了。老腾最快的速度回头，我操你妈了个比，“哎，月亮出来了喔”，然后那个鼓手就停了。然后他就如愿以偿的，唱了他那段散板，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那鼓手。
我就想起来好多有意思的事儿，那个时候就是那样的。到处演出，到国外，像美国、日本都演出过。后来我想一直跟这个电声合作，也不是我的想法。我想，要不我跟交响乐试试？然后正好我有个机会，在04年，到维也纳去跟维也纳的音乐家交响乐团合作。然后我请人为我的马头琴专门写了交响乐和马头琴的这样的一个配合。
这次合作以后，没想到有50多家电视台播出，很多人说，“哎呀，你是第一个把这个马头琴带进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什么这样一些称号。
当然到现在我都不好意思提这个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事。因为不管什么人现在都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开演唱会，只要到那儿一开，被人就骂了去。
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你想想事业啊，也挺成功的，到国外演出。那时候我自己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子两辆车。有了自己的家庭，结了婚。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成功者。他们都说，全胜太厉害了，第一个在大学开设马头琴这个专业的人，第一个跟现代流行的音乐结合的人，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拉响马头琴的人等等等这样。
那时候我自己特别的飘飘然那种感觉。但是就在这种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这种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我的身体特别的疲惫。那时候，我隐约感觉到有一种，我觉得好像这不是我要的生活，不是我要的那种音乐的感觉，我自己内心是感觉到一种空虚和虚无。
所以在有一次特别累的情况下，我在日本演了有600多场演出，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病倒了。我心脏极度的难受，等救护车把我拉到医院的时候，日本医生一检查说，你是一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患者，你要做手术。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的先天性的房间隔缺损，你要做手术。
那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成分不好，所以我妈妈和我爸爸被关在监狱里，天天挨批斗。我爸爸身上被炉勾子烫得一道道的，我妈妈天天写材料，挺着大肚子，晚上可以回家。但是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遇到了狼，她被狼追了，我出来的时候，心脏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我妈妈后来给我讲这个故事，我觉得，啊那也就是我的命，命运的问题吧。所以我回到了北京，我在阜外医院，做了心脏的手术。我的心里面现在还有一块钛金属的铁，放在这里面。所以他们说，全胜的心眼儿太多了，所以堵了一个心眼。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整个一个状态就又一个新的爆炸。如果用爆炸来比喻的话，原来是外在的爆炸，现在是我内心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爆炸。因为，后来我放弃了我13年的婚姻的生活，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我的房子，我的车，我所有的存款，我都没要。因为我想，毕竟跟我生活那么多年，她真的不容易，还带着孩子。所以到外面住以后，有时候晚上我想我的孩子，就偷偷半夜爬到那个我孩子的家，在房门外听听孩子是不是在哭，这样一种心情。
后来就这种心情下，得了特别严重的抑郁症。一到下午四五点，我的手心出汗心慌，然后我就感觉我的灵魂被抽走了，我意识快没有了。我的手心出汗，我就感觉到自己快死了的那种感觉。天天担心的是生还是死，有的时候想到自杀，各种各样的想法。
后来我自己租了个30平米的小房子。然后我一个人在这个房子里，过了一段没有演出没有钱，一无所有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究竟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才是我自己的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的生命应该怎么度过？
所以带着这个问题，我想我一定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一个事情，这样我觉得这一生我过得有意义。所以我想做一个乐队就是这种，走世界音乐的这样一条路，那时候我就开始创作音乐，开始组建我的HAYA乐团。
说到HAYA这个名字，我当时想了很久，HAYA在蒙古语是边缘的意思。那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起个边缘这个名字，为什么不起中心大点的，比如苍狼或者黑豹，或者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名字。
我自己想了半天，我想，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处于一个边缘的状态。另外我从小就是来自一个边缘地区，内蒙古草原。更重要的是，我最熟悉的音乐，我血液里流淌着的，这部分传统的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的状态，所以我喜欢边缘。我想做一个音乐，就是从内蒙古文化这种土壤里做出的，与众不同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所以我就起了个叫HAYA。
当时我起这个名字以后，开始做了第一张专辑。特别的兴奋，见人就听，给别人就放，“哎你听这个音乐怎么样”。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狼图腾》，别人听完了以后，包括我的家人，脸上的表情都是那样。就是提出一种疑惑，哎你为什么要做这种音乐呢？为什么不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那样一种音乐？耳熟能详的流行的让人高兴的，那样一种取悦大众的那种音乐？
后来我一想，不对，我自己寻找的声音，绝对不是这样一种感觉。我想倾听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所以我想按照我自己的声音走，但是真正遇到演出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是不如意的。
比如那次我们开始的时候在天津做演出，由于我们没有用天津当地剧场的灯光和音响，所以等报幕以后，我一上台，灯光不给我开电，因为灯光的电是属于剧场管的，我再一看音响，一拉，第一个声音没有声音，音响师在擦汗，我看怎么了。
后来说因为剧场的人，他中间出去抽烟的时候，把整个台子都变成了零。所以我们调了一天的音，等于变成了没有调白费了。所以我们从第五首歌开始才有了声音，慢慢推上来这样。所有的观众开始喝倒彩，听不到声音，文化局局长开始出来骂我们，什么音乐，说你们什么乐队，把我们骂得一塌糊涂。
后来好不容易参加了一些电视台的晚会，因为我们的乐器非常特殊，可能摄像师不太熟悉。所以当我们主唱唱歌的时候，他就照马头琴，马头琴响起来的时候他照鼓，鼓响起来的时候他照呼麦。他一直在找人当中我们的音乐就结束了。
所以整个感觉是这样，在哪儿人在哪？所以整个表现出来的乐队是特别的狼狈。
后来为了宣传乐队，我自己掏腰包，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音乐节，我说没钱没关系，他说那没有路费，没有路费没关系我自己掏钱，我们自己就参加各种各样的音乐节。
但是毕竟是还要生活嘛。我们一起做乐队的朋友，最初的那帮朋友，他们也要生活因为在北京租房子，来回交通吃喝都是问题，所以因为没有办法生活，他们陆续地就退出了HAYA。
当时走的时候特别的难过，我把他送到火车站，上了车以后，我的呼麦手说，我要回家，因为我有两个孩子；我们的鼓手说，全哥我还是去日本打工吧，因为我们也没有演出，我也付不起房租了；我们的键盘手说，全哥我那个参加其他乐队了，这个乐队我来不了了，不好意思啊。
然后最后就剩下了我和主唱黛青塔娜，还有跟了我二十八年的一个吉他手希博，所以我们三个就在汽车上，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听自己的音乐。一边开车一边听，我想这么好的音乐，我自己被感动了，为什么就做不出来呢？为什么就这么艰难呢？
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我也问我们的同事，然后我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也许是我们走得太快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每个人都在忙着买车买房，然后追求物质的生活，真的没有几个人坐下来去聆听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我自己喜欢什么音乐。
大概大家一天累了，回家以后打开电视电视上放的什么音乐，那就是认为这就是一个最好的音乐，所以那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一个结果。
我想人类一定是这样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才会上升到精神领域，那我一定要坚持走这条路。
那时候是2008年，正好是赶上奥运会，每个人都是心潮澎湃的那感觉。可我觉得那时候我是最孤独的时候，我坐在校园里，看着远处的夕阳慢慢地西落，心中就只剩下一片寂静的天空。
我说不行，我一定要再做一张专辑，就叫《寂静的天空》。那时候我们三个就在我的30平米的房子里录音。但是因为录音条件不好，我们经常录到半夜的时候，楼上呢就会敲暖气管，当当当当，都几点了还在那儿弹琴，完了就跺脚，我们刚有感觉的时候，咚咚咚。但是没办法我们小点声录，小点声录安静一点。
所以你们听到的《寂静的天空》，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录出来的，
我想我们排练一定要从我们自己自身找问题，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一排练，就从下午吃完饭晚上吃完饭，五六点钟排到天亮，排到天亮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排练厅，晚上大门就会锁，到五六点钟的时候还不开门。
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跳窗户，窗户很窄，有的胖的人就跳不出来，夹在里面这样，Eric是我们最胖的，所以他每次出来，从排练厅出来的时候，他每次会说哎呀我太困难了。
这么一直坚持过来，我们到现在出了有六张专辑了，六张专辑里面包括DVD。那么坚持到7年以后，慢慢地开始中间逐渐地，我们开始被一些媒体和地方承认，。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第10届华语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还有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还有就是获得第23届的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还有个2013年什么时尚大奖，这个奖那个奖，反正最近还有一个，国家的金钟奖什么什么。
然后现在演出，演出也不只是别人邀请，是整个文化部，还有这个音协，他们只要想出国演出，能找到一种基础的文化有根源的这样的乐队，他就会找到HAYA找到我们。
我记得那年我们有一百多个团队，到瑞典去演出，代表中国文化代表团巡演，那么我们HAYA只有两首曲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你演完两首你必须下去。
但是我们演完两首以后，所有的瑞典的观众都是，HAYA encore HAYA encore，就是给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后来我们演了第四首第五首，还是不让我们下去。
当时带队的是我们音协主席徐沛东老师，他激动地跑到那个大巴上，他说我们现在临时开个会，HAYA今天太棒了，我觉得HAYA是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能走向世界的乐队，我们所有的民乐团所有的演出人员，应该向HAYA学习。
我一直在想，那这些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想第一个就是要诚实地面对我自己内心，这么多年，我自己想做什么样的音乐，一定要尊重你自己内心的一个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是最重要的；第二个我想是我的坚持，做一件事情，我一直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是刚刚是六七年，还有几年的时间，以后才能HAYA做得更好。
说到这个过程，今天我要特别感谢，一直跟随我这么多年的HAYA的成员们，我想今天，有请我们HAYA的成员，
吉他手陈希博，从五岁开始第一次认识他，然后他跟随我那么多年，跟我学马头琴，到现在有28年的历史，他现在是特别优秀的音乐制作人，特别优秀的吉他演奏家，马头琴演奏家。
陈希博，有请我们的贝斯手，我们的音响工程师，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来自法国的EricLattanzio，在我做音乐做HAYA的音乐的过程当中，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不管是从音乐还是调音还是缩混，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也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外聘的教授。
有请我们的呼麦手，我们的鼓手宝音，他是最早成立HAYA的时候就跟我在一起，中间他去日本学习打击乐，系统学习打击乐，打工又挣了很多钱又回来，又跟我们HAYA在一起了，宝音。
最后有请我们的主唱黛青塔娜。
我想趁这个机会跟我的乐队，给大家演奏几小段，我们HAYA的音乐几首音乐。
那么第一首我想给大家带来的是《布拉格》。布拉格大家都知道是捷克的首都，那它也是蒙古的名字。其实世界各地有很多都是蒙古的名字，比如说莫斯科，比如说阿富汗，比如说泰姬陵，原因是我们的祖先蒙古族，多年前到了那里以后在各地都起了这样的名字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布拉格》，翻译过来就是泉水，谢谢，
下一首给大家带来，《HAYA的传说》，「HAYA的传说」，HAYA乐团，
月光下，
鲜花在盛开，
故事在，
风中流淌，
月光下，
鲜花在盛开，
故事在，
风中流淌
塔娜，她的家乡来自于青海省，她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民歌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根据蒙古族民歌《啦哩》改编的歌，妈妈教给我们的歌，《啦哩》。
谢谢，这是我们传统的音乐，我们乐队除了继承传统以外，我们也从其他的音乐角度一直在挖掘和发展蒙古族的音乐，比如说我们下面这首曲子，名字叫做《11个绿度母》，Tara的意思。这个曲子是用11拍子来作的，在蒙古音乐当中传统的都是，42434244这样的，但是我们也寻找一些这样的新的音乐的感
谢谢，HAYA乐团，主唱黛青塔娜，吉他手希博，鼓手宝音，贝斯手EricLattanzio，谢谢，马头琴演奏家全胜老师。特别感谢我的团队，因为我们共同的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音乐，让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我们的HAYA乐团。
谢谢，说到蒙古族的音乐说到马头琴，离不开草原。所以虽然我们生活在北京，但是我每年都回到自己的家乡，内蒙古大草原。就在前几年我带着我们的乐队，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住进我姨爷爷姨奶奶的蒙古包里。
蒙古族在草原上生活的这些朋友和亲戚们都不是特别善于语言的表达。所以当我们骑马一圈回来以后，每个人都在忙碌，桌子上就摆满了丰盛的饭菜，手扒肉也煮好了，羊血肠也摆上来了，然后倒上了奶茶，倒上了白酒，我们就在那里静静地，一杯一杯地喝，谁也不说话。
这时候我就提议说要不阿爸，爷爷唱首歌得了。爷爷模模糊糊地说，我已经年纪大了，你奶奶年轻的时候，她是个好歌手。这时候奶奶就坐在蒙古包的中间，一边给我们熬奶茶，一边往炉子里推火，一边就这样唱起来了，就在那一刻，我们端起了白酒一饮而尽。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吉他手和我们的贝斯手，在哭，在流泪，我们去年再次回到草原的时候，两位老人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今天我把最后一首蒙古族的长调，《朱色烈》，来献给我的草原上的爷爷和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