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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5″
20′45″
大家好，我是李盆，今天演讲的主题《羊呆住了》，就是我书的名字。这本书大家可能在网上见过，因为这个腰封被骂得不轻。
这个腰封确实是太像小区里的条幅了。这个书有一些差评，很多类似这样的。
•垃圾。•第一本死撑看到六十页放弃的书，应该也是第一本一星的书，观后感可用四个字概括“我呆住了”。•垃圾。•很糟糕，作者的语气太令人反感了，好像世界上就他一个人牛逼。•对不起，序看到第五页，我简直想在公众号上写个烂书影音推荐了。而且放全免费的电子版不让这种人赚一分钱。•浪费钱。
当然也有很多特别好的好评，极端的好评，觉得我是天才，有这样的声音。
但是好评和差评我都没有太在意，因为我的现实生活教会我，要珍惜和坚持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道路。我的道路是业余写作，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
“业余写作”
我是这么认为的，用母语写作是我唯一能够完全由自己掌控的一小块事情，不大于一也不小于一。因为母语是本来就会的东西，用母语写字就像走路一样，这件事情是最自由的。
我在我自己的书里面说过我是横穿专业毕业的，确实是这样。这个专业特别难找工作，所以毕业之后，我就通过考试，去了一个报社，济南日报。
济南，日报，就是年轻人很难进的那种报社。一开始去的时候是很兴奋的，因为我进报社了，这简直跟去央视差不多。但现在媒体在我心目当中已经祛魅了。
媒体虽然自己什么都不行，但它就是敢指责别人。而且有欺软怕硬的属性，在老实人面前天然就有特权，它可以随意调用你的肖像，随意指责你，但在公权力面前一动都不敢动。
那时候的媒体像是无能青年收容所，如果你学历不高，没有什么专长，但是能写点东西，你就可以去。所以我就去了。
那段生活没有留下什么好的印象，我选择性地遗忘了好多，只记得一些片段。
有一个片段是，我当时所在的那张报纸，它的正面是揭露美容药品骗局的新闻，翻过来之后，背面就是这个美容药品的广告，就在同一张报纸上。这件事情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导致编辑部跟广告部开战。
第二个是我的老主任，将近五十岁的一个领导。他有一天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你好像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你是耻与小厮为伍吗？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明明我是一个很弱势、很自卑的人，他说我“耻与小厮为伍”。
还有一个片段是我每天去食堂的时候，都能看到旁边时政部门的楼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编辑，每天拿着抹布擦他的帕萨特。那时候的老款帕萨特是肥胖的那种车型，他每天都在擦，他很珍惜他的车。
这种生活状态给我留下了很不好的暗示，我到现在都很讨厌帕萨特，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也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我想，我如果在这个报社继续待下去，二十年之后我就是这样的老编辑，我心里其实是有这样的暗示的。
从入职那天开始，我的行李箱就从来没有拆过，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把锁一拉上就走。大概几个月之后我就走了，当时是2006年5月，我来北京了。
我拿了一个小铝锅，还有几本书。一个是北岛的《时间的玫瑰》，一个是《重现的镜子》，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一个是《书与画像》，邹波的书。邹波的书还买不到，是我自己打印出来的。
我对那天的印象是这样的：5月17日，沙尘暴，10块钱的照烧鸡盖饭太贵了。
来到北京之后，我做了一个下限更低的行业，广告。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广告大概是这么一个行业——用别人的钱，替别人说话，打动别人——唯独跟自己没有关系。跟自己的唯一关系就是我能挣点钱，养家糊口。
我当时想去这样的公司，这个广告人叫杨海华，我觉得他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好的广告人。在座的观众可能知道他，台湾有许舜英，大陆有杨海华，这是两座高山。
我非常想去这样的公司，但我当时连简历都不敢投，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的能力。结果我就在泥塘里挣扎了好多年，我做的作品都是这样的。
我做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样的，就不好意思给大家看，我的大概感受是那样的。
（偷偷放大，给大家看看）
在这个工作当中我是可以完成任务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但我的表现越好，对我的身心伤害就越大，因为我是用消耗自己来完成工作的。我感觉我的人生里面只有一块红、一块蓝，红的是PPT，蓝的是Word。
所以很长时间我都过着非常浑噩的生活，空有愤慨，没有任何行动。那个时候我的习惯是，把纸搓成一团放在手里边，到现在我还有这个习惯。
我觉得这种细节代表了我的两种状态，我自己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的结果是这样，一个就是我是穷人，我穷过，所以我觉得一张纸擦完水之后没有别的用处了，很可惜，我就拿着它，但也不知道干什么用。
第二个是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安抚道具，因为我有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我感觉非常不安，所以就一直拿着它，我现在还拿着一个。
这是我的塑料奶嘴，可以这么看，直到现在我在家里面还这样。
“无谓事物爱好者”
大概在十年前，我那会儿会大规模地通宵看电影。这是赫尔佐格的一个片子，叫《陆上行舟》，我非常喜欢这个片子，男主角克劳斯·金斯基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德州巴黎》里面那个很漂亮的女主角就是他的女儿。
这个片子里男主角的名字叫菲茨卡拉多，按照当地语言翻译过来之后，它的意思是“无谓事物爱好者”。这个词给了我一些很重要的暗示，我感觉我后半生的一切都是从这个词带来的暗示展开的。
也就是那两年，我开始胡写一些东西，一些毫无意义的非常离谱的文字。
写作主要是给自己反向洗脑，白天被别人洗完之后，晚上我要洗回来。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休息，也是为了弥补持续过劳带来的一种意志消耗。
写多了之后，就真的成了自己的精神角落了。我当时的同事，也是我比较好的朋友，叫成长，他说：你要认真写一写，李娟在给《南方周末》投稿之前已经写了一麻袋的稿子了，你这么写下去，五年之后是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就听进去了。我得到的信息是，要勤奋，规律，要持续地劳动，要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一直在写。
写的过程中我大概有三个准则，这也是我现在都非常相信的，今天我想跟大家说说我真正相信的事情。
“♪ ”的一声
第一个准则是不分文体。这是去年“后浪”出的一个书，叫《鹅》，作者是张羞，一个诗人。这个书通篇就是一句话，“在繁殖，不停地繁殖”。他其实可以写得更厚，可以写得无限厚。
这个书的文体就很难分，编辑朱岳老师把它分到了小说里面，我的书也被分到了小说里面，其实它不是小说。
我们现在的文体被分得太清晰、太牢固了，这种文体划分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现在大大小小的文学奖都按照这个来评判。很多年轻人，写了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状态的东西的时候，他就不敢发，甚至不敢写。
诗歌、小说、戏剧这三座大山不是艺术高峰，是权力的高峰。在我们中国还要加上另外一套土特产，叫杂文，这是鲁迅给它的权力。
我向往的文学状态是每个人有他独特的声音，写的人心里面有一声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这个声音只有自己能听到，读的人心里也会听到一个声音，触发了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声音。这种声音可能完全不同，每个人都不同。
第二个是逃离故事。我一开始拟的标题是“反故事”，后来我想这简直是愚公移山，冒天下之大不韪，还是写一个“逃离故事”吧。故事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东西，整个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就是故事。
我从小就对故事有天然的疏远，看不动长篇小说，也不会起名字，导致我写的东西里有很多个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全都叫苏老师。
故事其实是文学之父，它在文学之先就有。苏珊·桑塔格给故事的定义是，虚构和真实之间互相拉扯的一个作用力，或者叫张力吧。作者加工去调度这种张力，这叫创作。读者去提取这种张力，感受这种张力，这叫阅读。
我觉得她说的像数学定理，有一种定理的美感，但我不是真的理解它。我自己的感觉是，故事是求同的艺术。它是一种复述，就是人类在寻找共同质地。
我们一群人，相同文明的人，或者我们跟不同文明的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质地，然后使劲地探寻这个东西。如果探寻到了，大家就会倍感安慰，大家看到伟大作品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想逃离故事主要是想逃离两个宿命，第一个是娱乐，广义的娱乐，但凡能让你情绪被调动起来产生一些感受的东西，其实都是娱乐的过程。
还有就是刻奇，集体感动，大家一起哭。这个过程中，私人感情公共化了，个人回忆变成了集体的回忆。我对这个过程非常警惕。
假如说左边一条路是讲故事，右边一条路是完全私人的语言装置的话，我宁愿走右边这条道路，把文学推到当代艺术那个领域去，也不愿意进入这个文学和故事的殿堂。
其它的门类也有这个过程，这个作品是杜尚在1926年的时候做的《大玻璃》，他那个时候就宣告了绘画的终结，他觉得艺术早已经不是一种视网膜艺术了，艺术的视觉属性是要被废除的。
这是将近一百年前了，到现在，当代艺术的门类已经非常多、非常繁荣了，但是文学没有这个过程。即便乔伊斯——大概是杜尚的同龄人，他在那个年代已经做了那么多探索。
现在我们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还是非常感兴趣，《你好，李焕英》《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票房还是非常高。
第三个我相信的准则是反工具化。这个是我在书里面写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其实不应该放进去，因为它没啥用，是胡写的。
我当时看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卢布廖夫》，里面有一匹马在河边打滚，我画的就是那个马的状态。
我不知道怎么就写了一堆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放进去书里了，其实这可能是类似一种行为。我甚至还想过把说明书抄一下放到书里面，来表示我对文学工具化的反抗。后来考虑到读者，就没放。
“话术”
汉语本来是一门伟大的语言，虽然有点繁琐，有点麻烦，但它是伟大的。它现在被用成了“话术”，多么油腻的两个字，大家感受一下。
我在工作中就常年写各种商业话术，而且成了一个熟练工。我们必须要和用户沟通共情，要抓点找洞察，语言文字必须要主题明确，逻辑清晰，要动人，有说服力，有记忆度，有传播性。
可是，一旦有了这些写法和处理方式，语言本身所做的事情，就再也不会是沟通。不管它存在于什么场合，表现得多么正当，很大程度上就会自动变成这六种东西：娱乐、宣贯、控制、倾销、煽动、宣泄。
我们的文学很久以来，都是儒家的意识形态工具。大概是隋代，中国的第一个状元产生在山东德州，我的家乡，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山东现在的语文教育都是非常刻板的。
“文以载道”是正统观念，“言之无物”是不行的，上不了台面，老师会这么说。而高考作文完全是科举的延伸，它的命题方式一模一样。
教育部的目的是要“立德树人”——靠文学来立德树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技术角度上，就完全偏离了语文教育该有的样子。
我们关于作文的训练是什么呢？议题投机，现在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写什么？看看今年发生了什么事，很容易猜中的。还有写作套路训练，不管高考作文命题出什么题目，你用这个套路去套准没错，这就是当代的新的八股。
文学的工具化听起来不重要，但它会导致教育工具化，教育的工具化就会教育出“工具人”出来，“工具人”是去年特别流行的词。
现在网络暴力泛滥，医闹，性别失衡，男的比女的多了三千多万，还有很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觉得都是工具化带来的教育崩塌所导致的后果。
“鹅卵石”
对我来说，文学的工具化和人的工具化是同一个过程，这两个可以划等号。这个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事关我后半生的意义感。
我妈，一个老人，我觉得她是备受伤害的一个人，可以说是社会的牺牲品，历史烧剩下的一块炉渣，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
她一生的行为模式就是不断地逃离。小时候她要逃离她所在的学校，逃离她所在的寄养的家庭，结婚之后她想逃离家庭，把我扔下。现在老了她也要逃离，她想逃离天通苑，逃离昌平，逃离她现在所在的地方。
这种逃离她也不是要去哪，她就是想走，这是她的行为模式。然后她做了一件事情，在昌平的郊区捡鹅卵石。
她相信这个石头能卖很多钱，钱可以补贴子女家用，也可以让自己独立于子女。于是每天在手机上扒着看拍卖行的联系方式，拍卖行当然高兴了，因为你只要联系上了，首先要收鉴定费、打印费等等各种费用，我妈就真的很相信。
我为此非常恼火，但是我制止不了她。她还煞有介事地跟我说，这石头要是卖了1500万，我只留10%，剩下的都给你。特别慷慨。
我实在劝不了她了，就由她去吧，她只要相信这个事情，开心就好了。
这件事是我生活中的真事，像一个荒诞的寓言故事。我觉得她在搞艺术，在激烈地反抗她工具化的命运。
这件事也成为了我思考自己生活意义的一个例子，因为它对我的生活形成了反讽：她在捡石头和期待石头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回报远远大于我。
我的生活比她捡鹅卵石更有意义吗？没有。
我道听途说的这点知识，比她捡鹅卵石的那种知识更高级吗？也没有，我们这两种知识距离真理的差距是一样的。
我的快乐比她的快乐更多吗？显然不是，她很开心，我不开心。
我看未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她很确定，一点都不怀疑。我的生活遵循工具理性，因为这样我才能在社会里生存。她有自己幻想出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她简直是在脑内搭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明。
其实我是不自由的，她挺自由的。我的生活很有逻辑，遍布各种价值的判断和逻辑的思考，但其实是伪的。她的生活没有逻辑可言，但她真的信，它就是真的。
我觉得，人还有人的作品，文学、音乐、摄影，或者任何其它能表达人灵魂的东西应该是这种状态，没有边界，没有形状，你不能抓它，你只要能感受它的存在就行了。
本来人不需要有什么特质的，模糊和流动地活着，才是天然状态。但实际上我们是这样的，把这些线捋直了，这样就算是有“抓手”了。
找到“抓手”的人
之前互联网黑话里面的“抓手”就是这样整理出来的，我们给自己提取特质，找到自己所谓的擅长的一面，给自己分工，从文还是从理？进营销口还是技术口？
文学作品当然也不应该这样，如果文学作品都有文体，有故事，有处心积虑的话术，它就会变成这种有抓手的样子。
我相信的写作方式是这样的：语言什么也不承载，语言就表达不大于它自身的东西——这样它是最自由的。人这样从事语言或者处理语言，感受这种自由，他会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可描述的绵延之物，就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线一样。
因为这种自由度极高的业余写作，我终于对后半生感到不那么虚无了。之后不管命运如何，都会比较坦然，这就像一个人找到了他自己的信仰和精神支柱。
我今年已经快四十岁了，如果不按照这样的准则去生活，我的生活就没什么好过的。自由自在的业余写作，就和我学的横穿专业一样，没用，但是很重要。
如果在文学实践中能够自由一点，那么人的意识就会自由一点，意识自由一点，生活方式就会自由一点——我是抱着这样的幻想和期待的，而且我会按照这样的幻想和期待去实践我的生活。
假如有一些朋友们，很困顿，很难过，不知道该干吗，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放空时候的胡思乱想，或者自己真正喜欢、但不自信的东西，抓住它。
这就是今天我要说的所有的东西，谢谢大家。
广告人，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