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叫陆庆屹。我拍了一部电影，叫《四个春天》，是献给我爸妈的礼物。

我爸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拍照来记录时光，照片对我们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用一些照片来讲讲我的故事。

我出生在贵州南部的一个小镇，叫麻尾。这个小镇只有一条街道，跟一条特别清澈的小溪并行在狭长的山谷里，我童年的记忆大多跟青山绿水有关系。

那里的布依族、苗族村寨比较多，再过去是广西，几个民族交织在一起。这几个民族都是很喜欢唱山歌的，时常在旷野里听到很远处的歌声。赶集的时候非常热闹，水泄不通。青年男女会在两个小山丘上对歌，选择伴侣。

我妈妈从小酷爱山歌，每一种类型她都想办法去学，几十年下来，在当地的山歌界里，也很有名气了，红白喜事都会有人找她去助阵。所以在我记忆里，她在工作和生活里，都是很繁忙的。

我三岁多的那个春节，麻尾举行全民狂欢的活动。重头戏就是舞龙舞狮，还有骑摆马。选出七八个小孩扮演戏曲里的古人，骑上马，城里城外，村村寨寨去游街。马一走起路来屁股就甩来甩去的，所以叫骑摆马。

这就是我，这身行头是我妈花了两个多月，对着小人书自己琢磨着做出来的。

我爸爸是个物理老师，性格非常温和，我印象里他从来没有发过火。他也酷爱音乐，音乐是他唯一的精神出口，每一种他能碰到的乐器，都会去自学。他会二十来种乐器。

他还会做一些简单的乐器，图上的笛子、二胡这些，都是他自己做的。除了工作和照顾家庭，我爸爸其他时间都浸泡在音乐里。他曾经说过，有你们三个孩子，有那么好的妻子，还有那么多乐器相伴，此生足矣。

我家在麻尾中学的山脚下，可以说开门见山。我三四岁的时候，因为生活太困难了，爸妈工作之余，到镇上借来大铁锤，用半年多时间开山，生生辟出几块平地，又到一里多外的地方一趟一趟的挑来土，壅出两块菜地，种了各种蔬菜，家里生活才慢慢改善。他们的行动力也影响了学校其他老师，大家都到学校后山去开地。

在那个期间，也一直有歌声相伴，那段岁月也没显得多糟糕，除了没有肉吃。我的童年记忆是一种欣欣向荣的样貌。

1998年，我爸妈借钱盖了一个房子，花了半年多时间。但没想到一年后，火灾莫名其妙发生了。父母辛劳一辈子，攒下一个自己的家，就这样被烧了。那天我妈不在家，我和我爸面对着焦黑的房间，手足无措，有点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们在一堆炭黑色的东西里翻了翻，刚买的新电话融化成一团，我姐买的小DV也烧坏了。

我爸从废墟里翻出他的小提琴，背板已经快烧成了碳，他吹了吹灰，叹了口气，下楼去了。我继续在房间里东翻西翻。过了一会，突然听到沙沙的琴声，我跑出来，站在二楼的走廊里往下看，我爸在天井的井台上拉小提琴。

琴声在四壁里回旋，他的动作很轻柔，似乎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琴声已经很残破了，但我想那个时候可能只有音乐可以安抚他。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看了很久，也觉得心情平复了很多。夜里我们俩点着蜡烛，用柴火煮了点东西吃。

第二天我妈回家来，看着一片狼藉，浑身发抖。她愣了十秒钟，也没问什么，定了定神就跑到楼上去找照片。那些老照片被烧得只剩下大概五分之一了。照片对我们家来说非常重要，我爸妈说这是记忆的物证，他们非常留恋时光。

我爸妈谈恋爱是很秘密的，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妈无意间听到别人嘲笑我爸穷得一双鞋都没有，她跑回家大哭一场，做了一双千层底布鞋给我爸。那种鞋一般要做半个月，她三天就做完了。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一口锅都没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那种状况。但即便是这样，我爸妈每年都会攒一些钱，假期的时候，到县城请照相馆的付叔叔拍一些照片。

这是他们的结婚照。

这是刚结婚的时候。

这张我爸给我妈戴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付叔叔喜欢这样的角度构图。

右边这张是两年前拍的，在同一片地方，前后的时光相差五十三年。

这是我姐姐满月，还有我半岁的时候。

这是父母在我们家房子前面的留影。这个房子承载了我很多美好的记忆，虽然很破。后边那座山我太熟悉了，爬过很多很多次。

这些老照片没有被烧掉，命运还算眷顾我们。这是我们一家人的全家福。后面的橄榄树是我爸妈种的，他们从广西弄的树苗。

每年回家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翻看老照片，说说笑笑。这些被唤醒的往事，互相印证了我们的记忆，填补了那些空缺的时光，似乎一个家的光阴更完整了。

虽然在这种家庭氛围下长大，我其实从小很孤独。因为哥姐很早就出去求学了。我哥十岁就上了大学，这个照片是他和他的同学。

这是他上大二那年回家拍的。

其他孩子都有兄弟姐妹，我总是落单的，被排挤也很正常，我知道。现在回想起来，经常有那样的时刻：我站在窗边，隔着栏杆，看窗外的院子里，学校的子弟们在玩耍。我虽然羡慕，又不是特别想跟他们一起玩。

我很早就习惯了自娱自乐。上初中的时候，我一般都是三四点起来，往城郊的飞机场那边瞎逛，回来后煮一碗面，吃完背着书包去学校，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天光渐渐亮起。同学陆陆续续进了校门，在操场上走过。

好像我这一生的角色，总是跟人群隔着一点距离，我只是个人群的观察者。我很少跟人交流，没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后来离家出走，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喜欢写日记，每天都写。当天的天气，遇到了什么事，想了些什么，我都会记录下来。

后来到了北京工作，我很喜欢加班，坐夜班车。那时候人少，坐在角落里，谁也看不清谁。公交车是不开灯的，只有到站了才亮一下。我就把手伸到书包里，用一只很短的铅笔头在书包里写日记，盲写。写哪个站上来了多少人，灯光是怎么划过的，街上有些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经常到家里拿出来一看，很多字都不认得。因为摸黑写，车也时常抖动，字是花的，但是慢慢回想也就知道写了什么，再抄到笔记本里去。我就喜欢一个人暗地里做些什么事情。

后来发生了一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99年，我的好朋友找了一份广州的工作，我去车站送他。列车员吹哨，催促着上车，他跳上火车朝我招手道别，手拢在嘴边喊：我会给你写信的。那时候网络不如现在发达，火车也很慢，要走三十多个小时，他就这样孤身一人，到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看着火车缓缓驶出站台，想着以后没有可以交流的朋友了，心里很酸。我那时候对北京的繁忙拥挤有些厌倦，决定到一个远离人群的地方。过了几天，我就离开北京，去了贵州罗甸县的一个矿山，觉得做什么都是一辈子，无所谓了。

在矿山，我看到了很多曾经忽略的东西。比如星星，每天都能看到星星。夜幕降临，开始只能看见几颗亮的，眼睛适应黑暗后，星星越现越多，最后布满了整个天空，闪烁着。天空底下，是一重又一重的大山，苍茫茫的望不到边。

我经常坐在山头看着世间万物，感受到人的渺小，也时常会为自己的无足轻重而叹息。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具体的影响，但打破了我日常的经验，促使我观察身外的东西，注意天地的样貌、时间的来去、生命的源泉与尽头。

在这样单调的生活里，情绪也是有些起伏的。有一天，风雨过后，晚霞持续了很久。我坐在矿洞外的石头上看着晚霞，漫天火烧云，我再没见过那么红的云，感觉自己要被融化了。但当它黯淡下来，又觉得很怅惘。有时候在山边，下面就是深谷，会产生纵身一跃的冲动，吓自己一跳。我被这种情绪控制着，就这么过了五个月。

年后的一天，雷管炸了，大家在洞口等着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么，仿佛有某种力量牵引着，也不等其他人，点上蜡烛就一个人钻了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只能看到烛光照亮那一小部分。摸索着走了几十米，其他声音都消失了，只听到自己踩着碎石和呼吸的声音，带着一点点微弱的回响。

在寂静里，人的感官变得很敏锐，我隐约觉得眼角那边有异样，举着蜡烛找过去。黑暗中，石壁上炸开了一个十几厘米的口，里面是一窝晶莹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圆心。

我握着蜡烛伸进去，在里面轻晃，亮晶晶的光透过水晶折射过来，从各个方向钻进了我的眼睛。

突然间我被感动了。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我在想，为什么我不可以，为什么我要在这蹉跎？过了一个月，我就离开了矿山。

这块水晶就是我从矿里掏下来的，平时放在门口的桌子上。那天是中秋左右，我看到月光下的水晶，心里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

回到北京，我做过一些不同的工作，每一种工作都对我后来的选择或多或少产生了影响。08年我买了一部相机，拍得很疯狂，每天卡都是满的。

因为拍照，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视角和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大的小的事物，每一种现象我都很有兴趣，花花草草、日落月升、街上行人、铺在地面上的光，你会看到这个世界缓慢的变化。因为拍照需要等待和观察，慢慢地，我不再急躁，越来越安静。

▲ 陆庆屹摄影作品（左右滑动）

09年，我因为一个意外注册了豆瓣，没想到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转折。我在豆瓣上开了一个相册《回家》，就是回老家时，记录父母的生活，街道的日常，街坊的往来，还有田间地野，这些很日常的东西。没想到这些普通的照片下面，评论很多，我特别感动。

▲ 陆庆屹摄影作品（左右滑动）

这种感动促使我去重新审视自己，去观察那种逐渐消逝的小城生活。离开家二十年，我所有的审美、思维、习惯都被重构了，变成了家乡的旁观者。我回去的时候不需要跟生活较劲了，可以很平和地看待它，很多意义就在这一片琐碎中浮现出来了。这种意义可能是诗意的、现实的，也有一些带着浪漫色彩，自我陶醉的一种情绪。

后来觉得拍照片稍显单薄了一些，因为我想记录时间流淌的印迹。当时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机，我就买了一台可以拍视频的。

最开始是一种记录的自觉。因为我很喜欢我爸妈，对家庭气氛的迷恋让我产生一种记录的想法。

两年多之后，我无意间看到一篇侯孝贤的访谈。电影学院的学生问他：虽然在学导演，但不知道怎么开始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候导说：想拍就去拍，你不拍怎么知道如何开始？

这句话很打动我，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素材，为什么不做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呢？

我开始带着学习的意识去了解电影是什么。从豆瓣影评里开始搜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点点建立起我的电影概念。之前我的观影量可能还不到100部，那年我看了800多部电影，有的电影看了十几遍，电影思维慢慢有了模糊的轮廓。 

这个期间里，我也曾怀疑过自己。时常我会想，自己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从过往的人生阅历里，并不能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有一点是我确信的：每个人的诞生都不可复制，有与世界相处的独特体验，也都可以把这些体验表达出来。我喜欢表达，哪怕只是给自己。对电影研究越深，我就越意识到它是比之前从事过的绘画、摄影更适合我的表达途径。带着超越日常表达的意识，我能够观察得更细致，更深入地了解到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辉。

我想做一部真正的电影来献给父母。在那个年代，有无数的家庭被淹没了，特别遗憾，我希望能够献给他们一些东西。

有了这种驱动力，我就特别有热情。经常背着包跑上跑下，跑前跑后。尤其是去山里的时候，为了拍到想要的内容，会跑得更辛苦一点。那个包二十多斤，还扛着一个三脚架。

我妈看我太辛苦，很心疼。但是她说：反正比拍照片好多了，至少不用眯着一只眼，你看你眼角全都是皱纹了。她就是因为这个，觉得拍视频比拍照好。我妈是特别爱美的一个人。

2016年的春节，我参加高中同学聚会。饭后去KTV，同学包了一个有舞池的多功能厅，几十个中年人在彩色的闪灯下纵酒放歌，声浪巨大，震得人恍惚。我出门坐在沙发上抽烟，两个同学上完厕所回来，问我怎么闷闷不乐。我说我在想未来。他们噗嗤就笑了：我们还能有什么未来啊？我说：你们没有，我有。

他俩对视一眼，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做中国最好的导演。其中一个同学腿一软，扶着我肩膀说：陆庆屹啊，你还是先做我们独山县最好的导演吧。我说拭目以待。他俩一人抓起我的一只手，好像搀着病人一样，推门进去了。

那天散场后，我回到家里，开始想这件事情，心里变得十分严肃。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的身体逐渐衰弱，我怕来不及。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剪辑，连剪辑软件都不会用。但是我决定要开始了，带着忐忑的希望。

我光是看素材就花了一个月。后来找朋友装剪辑软件，都不能用，盗版的。反复的失败让我很焦虑，我就硬着头皮去找卖我电脑的小哥。软件装好之后，我请他教我基本操作，他笑了，说只会装不会用，让我买书来学。我一下茅塞顿开，直奔中关村买了两本教程，回家边学边剪。

我把网断掉，谢绝了所有的工作和朋友。除了扔垃圾和买菜，足不出户，每天和清风明月相伴，与花草为伍。

我住的地方没有空调和暖气。夏天就把冰袋泡在脸盆的水里，用风扇把凉气吹过来。其实不知道有没有用，每天仍然浑身大汗。冬天穿两层羽绒服，实在太冷就烧水来泡脚。

最后花了20个月的时间，剪辑终于完成了。在朋友的奔波下，北京的尤伦斯艺术中心愿意安排一场放映，12月30号，正是北京最冷的时候。

映前几天，我回贵州去接爸妈来看电影。妈大吃一惊，眼睛都快掉下来了，问我：是在电影院看吗？我说：对呀。她说：是那种大银幕吗？我说：对呀。此前她一直觉得我在胡闹，换了很多很多工作，没有安定下来。

记得有一次她要晾腌菜，我端着相机在一边拍。她问：我吃饭你也拍，走路你也拍，拍这么多干什么？我说在拍一个纪录片。她说什么是纪录片？我说就是电影的一种，她呵呵一笑，上楼晾菜去了，我继续跟着拍。她回过头来看我还在，叹了一声，摇摇头朝我笑。电影对县城的人来说，太遥远了，他们不敢想象。

那天尤伦斯的放映，我像是做了一场梦。映后交流的时候，有观众知道我爸妈也在现场，鼓掌让他们上台。

我妈很激动，在大家的掌声中走上了台，笑中有泪地对我说：早知道你真的在拍电影，我就穿得好看点了。那个头发乱得成什么样子了。观众大笑。她又说：祝你梦想成真。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对着她笑。

那时我爸已经行动不便了，只能在观众席站起身，摘下帽子对身后和身前的观众鞠躬致谢，拿着话筒稳定了一下情绪，颤声说：今天我在大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个片子是献给我们的吧，感谢我的儿子。那一刻，我控制不住就流泪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亲戚们都知道了，家族群里炸锅了，我三舅说：今天我要让所有我认识的独山人都知道。我姐的发小给我爸妈打电话，哭了一个多小时。有一天我妈去买菜，邻居的老太太叫她：李嬢，李嬢，我们看到你家的电影了哦。我妈就笑笑，没说什么。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在做一件新的事情而已。

后来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上，《四个春天》获得了最佳纪录片。颁奖嘉宾是我特别喜欢的周浩，他向我伸开双手，我很意外，特别用力地抱了过去。

领完奖到后台留影，要穿过一小段黑暗，隔音门合上的瞬间，声音骤然变小，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回荡，显得很遥远。几秒钟里，我仿佛跨越了两个世界。恍惚中走下台阶，坐在走廊的墙脚，看着手中的奖杯，迷迷糊糊地想起了很多零散的往事，应和着身后含混的欢声，一幕一幕在脑中快速闪过。

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发现眼前的场景和那个KTV的门口有些相似。我想，至少在这一刻，在这个夜晚，在某个领域里，我没有食言，做到了最好。

谢谢大家。

 

图片由讲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