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肖全，我是个摄影师。1978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如愿以偿地当了兵，那一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1980年，我父亲寄给我180块钱，我在北京的前门买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部照相机。我非常激动，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了制造影像的权力了。
很快我成为一名空中机械员，我操作油门、起落架、燃油系统、滑油系统。在飞行的那几年当中，我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观看方式，比方说飞机穿云时的相对速度、在高空俯瞰地面时建立的一种全局的观念，这些都对我以后成为摄影师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部队生活的那几年里，其实军饷也非常少，我非常节省，把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摄影的报刊杂志什么的。那个时候我知道了法国有一位摄影师叫布列松，知道了他用莱卡机器拍他熟悉的城市。我也用他的工作方式，无论在飞行还是在停留期间，我都拿着机器一直不离身。复员回到成都以后，我继续用我的方式来拍照片，继续观察周围的变化。
这是一个小朋友在放学的路上看书。大家知道，在“文革”期间大部分学生的学业都是被荒废了的，包括我自己，我那时候也没有认真地读书。直到邓小平复出以后，重新恢复了对教育的尊重对知识的探求。
这是1988年的故宫，紫禁城的大门打开。我们那个时候看到很多西方人来到北京，东西方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原来因为不了解产生的隔膜或者是误解，渐渐地消散了。
这是198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日子。当时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身上拥有照相机的人应该有一种敏锐的嗅觉观察，把握特别重要的时刻。
农民工首次出现是在1983年的时候，就是这支数量超过一亿多的队伍，对中国大陆的城市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主力军。
刘欢、毛阿敏，他们当时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尤其是毛阿敏。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流行音乐，之前在“文革”期间，我们只能看到或者是听到八个样板戏，其中我自己都演过《智取威虎山》里面的一个角色。
我有个好朋友叫钟鸣，他是个诗人，还有一个朋友叫赵野，他们俩编的一本地下刊物叫《象罔》。右边这位是庞德，是他们做的《象罔》第二期的一个专辑。
庞德是美国的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对世界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曾经影响过海明威、艾略特，他在威尼斯非常孤独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庞德在疯人院待了十三年，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哲学，他非常非常喜欢孔子，也翻译过《大学》。
当我看到庞德的这张照片的时候，它下面有一段文字：“我不想工作了，一切都是徒劳的，理解来得太迟了”。当时我看了这段文字以后，就觉得好像遭到雷击一样，我觉得我应该拍这样的感动我自己也感动别人的照片，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有这样的照片。
1986年12月，成都的《星星》诗刊评选了中国十大诗人，北岛、顾城、舒婷他们都来到成都，在成都的新声剧场演出，那个时候非常轰动。
顾城对我说这顶帽子是美国一个老太太送给他的，他觉得成都人非常友善。他们演出还可以得到100块钱的演出费，他说我可以在这办讲座，直到只有一个听众。后来回到北京以后，他寄给我他的诗集《黑眼睛》，写着“那些花已经远去了。给肖全。1987年1月，北京”。
下面这位诗人叫郭路生，为什么叫郭路生呢，就是红军长征路上生的，据说他的前妻是李立三的小女儿，后来他的艺名叫食指。这张照片是我在北京第三福利医院拍到的，他正在读他的诗歌：“当我的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柏桦当时在四川读比较文学的研究生。他非常骄傲，他说自己上课的时候完全听不下去，拒绝做作业，完全不能容忍一个越南人给他上课。后来很多人去找他，慕名地在他面前剖腹倾诉——代价就是帮柏桦做作业。他写了一首诗叫《再见吧夏天》，非常非常美，后来我听了他读这首诗，我非常喜欢。他说：“老子抄给你！” “我用整个夏天/同你告别/我的悲怆和诗歌/皱纹噼啪点起/岁月在焚烧中变为勇敢的痛苦”。挺美的是不是？
崔健当时要为亚运会募捐一百万。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出来到成都以后，成都几乎是万人空巷，大家奔走相告，非常喜欢崔健的音乐。
下面中间这位是唐蕾，是艺术家张晓刚的前妻，后来她成为成都的摇滚教母。
崔健在成都演了三场，我在下面拍照片。每当唱到《南泥湾》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手挽着手排山倒海地演唱，当时那样的一种激情、那种音乐，真的要把屋顶给掀翻了。我听到了一句话：不要管他们，只要他们不出去。后来成都给北京打电话，说这哪是演出啊，这完全是闹革命。崔健为亚运会募捐的这样一个心愿，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出，在成都的第四场演出戛然而止。
八
月份的时候我接到崔健给我的回信，其中一句他说，他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的生日，其实没什么感觉，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他的巡回演出，但是彻底没戏了。他还说到，政治太讨厌了，我们要求的也太多了。
1993年，还在中戏读书的李亚鹏和王学兵带领着唐朝乐队、眼镜蛇女子摇滚乐队还有王勇，去他们的家乡乌鲁木齐演出。唐朝因为他们的真诚打动了能歌善舞的新疆人，无论是长胡子的老头还是少男少女，他们都非常喜欢唐朝的音乐。演出结束以后，许多保安把自己的大盖帽摘下来请他们签名。后来，当演员们离开的时候，这些少男少女们拼命地跟着车追，我看到贝斯手张炬和主唱丁武，他们的眼眶都湿润了。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音乐家，他叫窦唯。当时是在北京雍和宫附近，他那个时候刚刚录完新的一个专辑叫《黑梦》，他正在听他的小样，邀请我给他拍照片。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当时也住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受人尊重的一位唱歌的女星，香港的很多记者到那去围追堵截。
吕澎是中国非常有影响的美术史家、美术批评家、策展人。王广义那个时候在武汉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作品《大批判》当时一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吕澎在广州举办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展览叫广州双年展，在这个展览上，他第一次提出“艺术走向市场”这个观念。之前所有的展览都是美术家协会官方举办的，而这一次恰恰是企业家出钱，内部规则等各方面也跟世界接轨。从1992年这次展览以后，里面的许多艺术家真正意义上地走向了世界。
这是张艺谋在拍他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巩俐在读剧本，她像一个邻家的女孩。
这是张艺谋在拍摄的现场，巩俐为他按摩。张艺谋是我看到过的，我觉得最用功的一位艺术家，一位导演。我从来没看到过谁像他那么用功、那么努力，而且他精力非常过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经常是只睡几个小时，常常把所有人都聊翻掉他还精神抖擞。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不一定是中国最好的导演，但是他一定是中国最勤奋的导演。
这是一位叫残雪的作家。她经常讲，中国很多人觉得读了几天书就叫知识分子，她说其实法国人不是那么认为的。一位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要用大脑去生产，是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生产出特殊产品的人，那位法国人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法国有十几个在中国只有一个，就是残雪。我问她你的同行中你比较喜欢谁，她说他们写作都不得要领，王安忆稍微好一点。
她非常紧张，她说曾经有德国摄影师、法国摄影师为她拍照片，她非常抗拒，我给她拍照片时她也是挺拒绝的。后来我觉得这个冰冷的照相机对她来讲（不习惯），我就把照相机交给她，她给我拍，我陪她去买菜什么的，后来我们就非常轻松。她看到这张照片以后给我写了封信。她说：“我非常喜欢，我要把它用到即将出版的德文版的小说里面，祝你名声大震。”很多年都没再见到她了。
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杨丽萍。她说：“肖全，我们能不能站在这个烽火台拍个剪影。”我和许以琪先生把她抱到这个地方站着。我说，丽萍你千万不要往左边倒，十几米掉下去非常危险。后来她在烽火台上站着，那块布是她身体的三倍长，她卷在一起。我就退到十几米的地方，我跟她一挥手，她把那块布松开，长城的风非常大，（那块布）就像受了惊的马一样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差点把她带下去，她当时尖叫了一声，非常可怕。我觉得那个时候天蓝得可怕，太阳明明白白地照着我们，观众只有我一个人，摄影师也只有我一个人，可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完全被她这样一种美景逼得喘不过气来。
这是杨丽萍在拍电影《太阳鸟》的时候，她自己当导演，自己投资，自己做演员。可是非常遗憾，她虽然在蒙特利尔得了一个评审团的大奖，但是这部电影一直没有上映。
这是她的舞蹈《两棵树》，当时很快就来到台湾演出。
其实三毛的故事怎么也讲不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有一天，三毛的弟弟陈杰，三毛的好朋友薛幼春和她的女儿，我们一起到了三毛海边的家里。我看到一个土陶罐，那个土陶罐刻了两个字：惜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一生中能碰见这么多杰出的女性，这么多优秀的爷们儿，让我完成了这么多让人难忘的照片。
三毛当时来到成都的时候，破天荒地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肖全你不是要拍什么什么人吗，三毛来到成都了”。然后她说三毛没有时间，她让我星期天以后再打个电话给她，我说不理它，我们现在就去。我们就找到了三毛（的家），门敲开以后，她非常礼貌地把我们让进去说：“我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后来我们就在阳台给她拍照片，拍完以后她看到这个照片，她说：“肖全技术是一流的，但这不是三毛。”
她当时穿了一个白衬衣，把头发卷在头上了。我说是你的衣服（不对），她说我有，但是我不敢穿。她就拿出这身，她说这是她姐姐不让她穿的乞丐服，她把头发放下来。我一拍大腿，说：“三毛，我发誓能够给你拍出好照片来。”后来她推掉了几个访问，我们就到了一个叫柳荫街的地方。那天非常奇怪，很像一个电影的拍摄基地，很多老太太在那儿打长牌，有些小孩在那里做作业。三毛就说要是这个地方不被拆掉就好了。
我们拍了一堆照片以后，我同事看到了这个场景——其实这是一个老太太的家，她出门了就把这个椅子靠在这上面。三毛走过去坐在地上，干净利落地把她的鞋脱掉扔在旁边，开始啃她的手指甲。我用一台“傻瓜”照相机半跪在地上拍的这张照片。
当我和她在路上走的时候，她说：“肖全你知道吗，我在台北真正有名的不是我的写作，而是我的旅行，我一直很想找一个摄影师能跟我合作。你能不能今天晚上加一个班，我很想看到这组照片。”当我把这组照片放出来以后，已经晚上十二点了，那时我根本没法联系她。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她，她把照片铺了一床，一个劲儿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尤其看到这样的照片的时候。我跟三毛讲说这张照片无论是人物情绪、构图、影调都是非常完整。她的视线没有离开这张照片，她说：“肖全，这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十几二十几岁就一个人梳着短发，背着包浪迹天涯，十几二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瞧，这是一个多么倔强的女人。”然后她说，我紧接着要完成一本札记，你多给我寄点来。我给她寄了十张照片，其实她收到了的，她说好吧，明年夏天我来找你，我们去一个凉快的地方。后来我就听到了我不相信的消息。
这是法国的一位摄影大师布列松送给我的一本他的摄影集，并签上了他骄傲而伟大的名字。
这位摄影师叫马克·吕布。马克·吕布的一个马格南的同事叫法兰克·霍瓦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从火星上下来的人，或者公元三世纪的人要问地球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什么，我会给他看布列松的照片。那哥们儿还问，接下来呢，他说我会给他看马克·吕布的照片。
所以马克·吕布就是那么重要的一个摄影师。当他在印度跟周恩来接援的时候，周恩来给了他一个长达三个月的签证，他一天都没有耽误来到了中国，拍了大量的报道。马克·吕布的照片部分地消除了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我有幸成为他的助手跟他一起工作了四年。
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指的是生长在毛泽东时代，成长于邓小平时代的这么一代人。在这个期间我拍摄的老百姓的场景，我都觉得那是透过我的眼睛看到的，我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场景。这些艺术家都是跟我有缘的，他们是毛以后的中国文艺精英。我也庆幸在那个时候我升起了一个念头，要为这些人拍照片，我坚持了十几年完成了。
如果你们也有一个不错的念头的话，不妨去观察它，如果一觉醒来觉得还不算傻的话，就去实现它，绝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