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这个是梁文道，他介绍这本书的一个片子。
实际上我在写，或者说我在修改这个《繁花》的时候，我有一天想到，我在1990年看了台湾的一个叫《光华画报》。
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的这些旧建筑，那些门窗啊，这些旧家具啊， 这些古代的篮子啊，都不是很值钱。那么这个时候两岸已经有了一些交易，所以它这个《光华画报》上边它是记录了第一个集装箱，大陆的旧东西的一个集装箱，到达台湾的一系列的照片的报道。
那么我为什么会觉得特别震撼呢？是因为打开这个集装箱的时候，底下这些等于接关的这些人，接这些货物的人，每个人都带着白手套。那么这些物件在大陆运往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货运的，他当时也告诉我说，有时候到了要进关的时候，海关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检查，生怕你里边有什么东西。
这里边都摆得很好，再检查呢，全部要搬出来，所以这些人员他就会很恼火。因为他等到他要搬出来的时候，再把它放进去，有的东西就多出来了，不专业嘛。有时候甚至于用脚踹，实际有很多东西已经损坏了。那么我为什么我看的时候会觉得感动呢？
就是说这实际是等于说是我们这些传统的元素， 在某一个时代是我们大家都会忽略它，或者把它卖掉， 很便宜的价格卖掉，但是过了很多年或者到现在，我们再来看待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觉得它的价值重要。
那么这从文学上面来讲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改《繁花》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加强我们传统这一块的内容。
这是为什么？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我们大量接受的就是，比如说是一种现代白话，或者说我们大量地接受翻译文本的教育。
所以我们看了大量的翻译的东西，那么这个两种标准的国语，或者到后来的普通话的写作阅读，和翻译文本的二手的这种熏染。甚至于写作到最后，实际上当你要面对一个作品，你去修改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觉无力。
我究竟怎么来做？所以呢，西方也有一句话意思是说，当你感觉无力的时候，你就要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就像这些旧的家具，我们曾经把它蒙上灰尘，把它忘记的这些东西，在五四之后把它摈弃掉的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说里边？
文学的，比如说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词语，包括甚至于，里边的人物只要是他提到一本旧书，这个书里边就会出现繁体字。他如果念一本旧书里边三十年代的，一个作家的旧诗歌，他的诗句都是繁体字。包括有一个人叫小毛，他背诵一首宋词，因为他是拿了一本书，所以我接下来都是繁体字。这个什么原因呢？这也是一种就是说纪念这个繁体字。
因为繁体字我们现在也没有了，包括我们的普通话教育，和我们的上海话。就是说普通话里边的这种，因为大家写作都是用普通话，这个之间，作家和作家之间，不在乎一点的话，这个之间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普通话，所以说呢很多人都会用自己的家乡的母语，加上我们所谓的官话，用这种方式来写作。他相对来说，他每一个地方的人，他的措辞啊什么就会不一样。
所以这个《繁花》我在修改它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用这个方面，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用一些，包括它的内容方面。
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文人有一句话叫「爱以闲谈而消永昼」。就是说我们讲故事我们是闲谈，我们是来消磨时光。国外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博尔赫斯，他也是这么说。就是《一千零一夜》。他说他认为的最喜欢的小说文本。他觉得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给读者以消遣和感动，不是劝化，不是一种劝化的作用。
那实际上我是知道文学也有劝化的类型，比如说像《伊索寓言》，它有很多哲理。但是我觉得像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本，有一些就是讲一些平常的故事，一些笔记体的小说。它就没有那种特别宏大的，需要有一个大的目标的东西。它是甚至于像开一个超市一样，
可以让你自己进去选择。
所以这是一点。另外呢，刚才这个片子里面也讲，这个是用上海话书写的一个小说。其实呢这是一个用上海话思维的，一个改良上海话的小说。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上海话在目前这个形势下边，和过去起了很大的变化。
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开埠之后，到一九三零年，它的人口大概只有三百多万。在这个之后到一九九零年的话，大概已经有两千多万。所以说呢，大量的外地来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一九九零年之后，这个局面是什么样？就是说是大量的富豪进入上海，大量的局一级的干部进入上海，还有大量的我们的学生大学生，都是大学文化以上的优秀的人进入上海。
那么刚才说到的普通话，他们都是受普通话的教育。在一个我们几代人都接受普通话教育的这么个背景下边。他如果听到说上海话，他肯定会非常理直气壮——请你说普通话。
所以我要做这个，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沪语思维的一个上海的小说。就是因为什么，就是要把里边，外地朋友看不懂的上海字全部去掉。
所以《繁花》里边大家注意到了，繁花里边没有「你」没有「侬」这个字。侬在上海话里就是你。也没有「他」譬如说「伊」，这个字也没有。
那是为什么？如果说朋友你打开一本书，如果我是上海人，我打开一本书， 里边到处都是，侬啊伊啊， 还有上海话叫伊拉，就他们，这个书我相信上海人都不要看，因为我们都是受普通话教育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掉。而且呢，这个上海话的味道，也并不是一定你要逐字逐句地都依照它这么来做。我在这个写的过程中呢，我发现因为用上海话思维，你就会发现上海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不响。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海人经常在转述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说到这两个字。譬如我去找我领导， 讲了半天，我领导没意见没有表态，他会说，我领导不响。或者我为了什么事情我跟我妈妈说了半天，我妈妈不响。
这不响这两个字，大概在繁花里面用了一千三百多个。那么里边有一个最有趣的东西，也是王家卫导演特别喜欢的，《繁花》里边的一个故事。
就是在《繁花》的后半部分，就是这个小毛他晚上打牌回家，半夜的时候，遇到一个和他差不多阶层的一个女人，他们俩大概都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也打不起出租车，就在马路边，就他们两个人在等通宵车的时候，小毛就去搭讪这个女的。
因为这个女的拎着两包衣服嘛，小毛再三地跟她说话，这个女的就是不响，低着头不响，完了之后，小毛就跟她最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是去洗衣服。”半夜的时候，小毛就跟她讲说，他说：“那你到我家去洗好了。”
因为他是单身汉，我家有洗衣机啊，我家什么都有啊。说了之后，这个女的还是不响。所以这一段里面大量地用了这个女人的不说话。
等到他俩先后坐上同一个通宵车的时候，坐了几站路，当小毛要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的就拎着两袋子衣服就一直跟着他走，一直跟着走走走，走到小毛家里。
到了小毛家里之后呢，因为小毛一个人住嘛，他把门打开以后，小毛就突然发现这个女的，就完全不像一个陌生人，就觉得像一个，就是生活在这种石库门房子里边的一个家庭主妇。
对这个房子的结构啊，给他拉出洗澡盆啊，烧水啊洗澡啊，伺候小毛。因为小毛他老婆死了嘛，他就会想起。
小毛就会想起他过世的他的太太，完了之后两个人就像一个熟人，回到房间里面这个女的就变成一个熟人了，在这个环境里边。但是也不说话，完了之后两个人洗了澡，做了事情之后，小毛就睡着了。
等他醒过来他就听见厨房里边，这个女人在洗衣服，而且她没有用洗衣机。直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她洗完衣服进来，跟小毛说，我洗好了，我走了。小毛就躺在床上听她拎着两袋子东西门声一响就走掉了。
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当时也是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就觉得这个故事，它非常特别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就是一声不响。那么我当时问我的朋友，我说你既然碰到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不问她，她是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怎么一系列的东西。
他说我是从来不问的，我是从来不会问。当然之后我也是自己在分析，譬如说像工薪阶层。
他们这个阶层的人可能他会非常警惕一个陌生的女的，
即使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如果心里不喜欢她，他也不想近距离跟她接触。因为她认识了自己的家，或者说他自己的钱有限。
因为这个阶层里边，有很多可能我们忽视的。因为我对朋友说，就是你们这种人会打听，我们是从来不打听的。尤其是王导，他是喜欢那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种故事。
说到这个我再拖长一点就是，我后来跟王导说，我说我另外有一个故事。
在文化大革命最最残酷的阶段，有一户大户人家知道明天要来抄家了，把家里的金条都放在一个饼干桶里边，要转移财产嘛。就把这个饼干桶，就交给自己的女儿，说你自己赶紧把它藏到你女同学家里去。这个女孩子就当天夜里抱着这个饼干桶，走了很多路，走过苏州河，到了一个棚户区里面，交给她同班的一个女同学。
她同班女同学是工人阶级出身嘛，没有问题。完了交付给她以后，过了十年，过了十年之后。她家里的人说文革也结束了，跟他女儿说你去问你的女同学把这个要回来吧。
这个女同学找到那户人家，问了她以后，她的同学说，我不记得有这件事，你一定是记错了，这个可能是你送给别人了吧？她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到我家来，我家就这么小一个房子，你可以到我家来找。
我说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就发现电影导演，和作者的想法不一样。王家卫导演就说，后面部分没什么意思，最有意思的就是，那天晚上这个小姑娘抱着饼干桶，那天晚上肯定下大雨，她摔了一跤或者怎么样，哎呀，这个就是他的画面感非常好。
当然最后王导也提醒了我，就是说，他当然没说是我自己想的，我觉得这户人家和其他的倒霉的家庭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家的重要的财产，在这个十年里头，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所以说他们即使吃再多的苦，他会心里很高兴，他就觉得我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我有活下去的信心。
《繁花》就是这样。就是说它会有一些，我用上海话思维它会有这种，包括像不响这种，
上海人每天要说十几遍的词。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饭局。《繁花》里面有评论家说，它里边有流水席，有很多饭局。这个饭局实际上是说明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当下我们的家里的客厅里已经基本不接待客人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通过吃饭。
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吃过的饭，实际你过了十几年，你完全就忘记了。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写成书或者变成一个录像带，告诉你说，你十年前有一个饭局，你要不要看？你肯定非常喜欢。
说上海话，把它做成这样一个没有上海字的，这么一个文本的话呢，它会使很多外地的朋友，他对上海有一个了解。
因为实际上，上海人的印象，我认为譬如包括春晚也好，我们其他的一些节目也好，把上海人做成一个非常小气，或者斤斤计较，或者怎么样的人。
但实际上我是发现，因为我在外地东北待了八年，我是知道，实际上有很多是出于误解。
误解在哪里？就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原因。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方在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北方是没有菜场的，北方都是像东北，北方都是分菜的。
到秋天的时候大白菜买两吨，两吨煤家里藏起来。因为外头要结冰嘛，但是上海这个地方因为比较温暖，所以当时上海到处都是小菜场。马路边上就是小菜场。
所以呢，有一个北方朋友到上海来玩，跑到人家家里一看，厨房里面有两根小葱。哎呀，他想好久没吃葱了，就把两根小葱偷偷吃掉了。吃掉了呢他还说，哎呀，上海人太小气了。菜场里面当时一分钱两根葱，有葱摊，现在是没有了，过去有，上海人真小气，我家买葱一买就是三百斤。
后来没想到刚说完这个话，他家里一个做饭的老太太急死了。因为这个葱没有以后，她是做鱼用的，那这个鱼怎么做呢？没有葱了。
这个老太太急得团团转，完了这位朋友才刚刚发现说，哦，原来上海人是不吃葱的。这个葱就是要做鱼才去买两根。
那这个里边就是一个实际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比如说，半两粮票。
当时的文革时代最困难时代是，全国都发行粮票，只有上海有半两。外地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经常提这个问题，哎呀，上海人真小气啊，全国只有上海是半两的粮票。但是他不知道就是说，上海滩有很多东西是论个买的。
你比如说我到哈尔滨，我过去插队在东北。我到哈尔滨早晨去吃早饭， 朋友带我吃早饭，
说来两斤油条，早饭么，两斤油条。到馆子里边吃饺子也是论斤论半斤，或是怎么样， 这个粮票。
但是上海有几种食品它是半两的，比如说油条，它一根是半两，那么有时候上海人他吃那个泡饭，要用油条蘸酱油，这是一种。还有比如说小馄饨当时也是半两，那么北方人不知道跑到上海，跑到馄饨店里说，来个半斤馄饨。半斤馄饨就是十碗嘛，十碗端上来他知道不对了。
你比如像现在我们知道，西方是一个苹果都是论个卖的，辣椒也是一个， 什么东西一个。但在这之前有很多，这是一种误解。
所以说《繁花》呢，我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要消除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使得外地的朋友能够了解，这个上海的市民生活是什么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