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队长

#历史/上海/2013.12.08/19597 次观看

我叫许宏,还有一个别称是@考古人许宏 ,我是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

我是1999年当这个队长的,那一年之前呢,我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到大学讲师。学考古干考古总共已经将近20年了,而我去的那个二里头遗址,已经发掘了40年。那么我是第三任队长,我也属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说到我们这考古队,我们这考古队大概有十个人吧。首先我们有三个人,我手下两个兵,这是叫研究人员,现在还被称为「干部」,因为北京来的吃皇粮的。这三个人然后再往下呢,还有六七个技师和技工。

这些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的,他们特别注重基础层面的工作,有一些水平很高,甚至可以说是身怀绝技,许多活儿比如说钻探发掘辨土认土,这些东西都由他们来完成。

然后我们出土物,大部分是以这种破碎的状况出来,这是陶片,他们就负责找陶片,合并同类项,把它粘到一起,然后逐渐逐渐地进行复原,这样大量的复原器,都是他们一点一点修出来的,用于考古研究。除此之外比如说,绘图摄影写记录这些,都是他们的事,这是我们考古队的第二梯队。

第三梯队那就是,只要开始发掘了,我们就从当地的村里雇佣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中国的农村还比较有活力,那时候年轻人还都在村里,所以我们要聘用壮劳力都有,还有一些辍学的小姑娘。

这样一来就有我们的大学生,跟小女民工发生恋情的。你想啊你想啊,比较偏僻的村庄年轻人,憧憬和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突然间来了这么一帮大学生知识分子,整天在这个比较小的探方里面工作,然后又正值豆蔻年华,难免有冒出点火花来的。

所以我们圈子里就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有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生,他就写一小说,小说的名就叫《油菜花黄了》。也就是每年当油菜花黄了的时候,考古队开拔了,考古队一开拔这段恋情就结束了。

那么早些年呢,所以听起来让人唏嘘感叹,但是现在的,大学考古专业老师或者像我们这样的领队,没有这个担忧了。大家看看这个合影,这是我们考古队现在发掘之后的一张全家福,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聘的这些民工,那就是大婶大妈加大爷,所以要发生点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所以尽可放心。这是我们的第三梯队。

要说到我们这个工作呢,我们考古人田野考古三把刷子,一调查二钻探三发掘。现在给大家放的这张图就是我带着我们团队在野外调查。我们看上图,我们叫地毯式的全覆盖式的踏察,隔上一段放一个人,排成一排每个人一部对讲机,一个人还拎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里放。

然后呢我们一遇到断崖剖面之类的就非常兴奋,因为我们说考古人就是破译无字地书嘛,我们就从这个上面来搞清地下的信息。所以这样呢就给人一种感觉,四个字,形迹可疑。所以经常有老乡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嘛的神秘兮兮的。

没办法时间一长,我们的队员就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说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我们最拿手的绝活儿,刚才我说了叫,辨土认土。

你比如说,墓葬里的土「五花土」,这东西一打出来,我知道这是个墓,然后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因为当时夯过非常结实,夯土。那么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路土,然后像垃圾坑里的土,草木灰都有,实际上古人粪便都在里面,现在都已经干化了。

商代的土汉代的土,我们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干一段时间之后,一看就知道这什么时候的土,什么土。那么所以说,大家都知道郭沫若先生,大学问家是吧,然后大家说考古学家,但是你到考古圈去问问去,考古圈内的人不认他是考古学家,只认他是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认土,不知道钻探发掘嘛。

我们说我们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一个利器,就是这把铲子,钻探用的,用好钢打的。然后这个半圆形的铲头,洛阳铲洛阳盗墓贼发明的,现在是为我所用。说一句不谦虚的话,到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任何高精尖的钻探仪器设备,通通都没法替代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实在是一项极有中国特色的发明。 

像这个铲子的这个头是钢的,那么上边呢?大家看套上木杆就是常规长度两米多,基本上一般情况下够了。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套上竹竿可以到四五米。如果四五米还没打到底的话,杆上再拴上绳,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可以往下打十几米。就是熟练的工人,往下一扔啪一家伙,因为它比较重,自由落体一下扎进去了,然后把绳一揽出来,看土怎么样。五花土墓葬挖,盗墓贼以前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一座一座墓被探出来了。

那现在我们还利用这样的技术,所以像这种破译无字地书,就是这样。说起在中国考古发现,一般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大部分是农民和施工队发现的。大家都清楚,最著名的例子秦始皇陵兵马俑是吧,但是也有例外,比如说我所在的这个二里头遗址。

那还真就是前辈老先生,为了寻找夏王朝的文化,先梳理古典文献中的记载,有线索就在豫西晋南这一带,山西南部河南西部这一带,过来找,这一下还真就找到了这么大遗址。然后呢,在这个遗址上,我们有无数可以被称为超级国宝,或者中国之最的东西出土。

在这里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刚接队长不久,我们主要是在宫殿区发掘,有一天2002年春天,有一天我一个年轻队友过来悄悄地跟我说,许老师出铜器了,我一听赶紧跟他过去一看,是一个铜铃刚露出一点儿。

我意识到这个应该是一座贵族的墓葬,然后后来的发掘果然证明,墓里边除了铜器之外,玉器绿松石器漆器,还有海贝的项链一百多件器物,但那个时候就露出这么一点儿来,不过那个时候民工已经知道这个事儿,已经保不住密了。所以我当即决定,一个是抓紧时间清理,而且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清理完毕,全天候地盯守。那这样就是白天就这么一直紧张地干,晚上就开始值班。

我那时候还是兵强马壮的,当时下面有三个队友四个技师,还有九个来考古队实习的硕士生和本科生,所以兵强马壮,大家轮班来。然后把我们考古队的大屁股吉普,开过去北京2020,车灯开着,隔一阵就冲着那个黑魆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

同时又从邻村借来一个大狼狗,壮我们自己的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着星星,还有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挺好的。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就比较难受了,四月份的时候就有温差了,得穿大衣,但是大家还是斗志昂扬的,说是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白天还得干活,白天干活清理逐渐逐渐往下做。然后就开始和其他器物一样,就开始出来这种绿松石片儿,很小的绿松石片儿。我们当时觉得没有意外,因为二里头很早就出过这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墓很怪,这个墓一往下做,整个绿松石片儿范围达到70公分,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

而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小铜牌啊,那个就是15公分顶多20公分,一般在墓主人的腰部或者是胸部,那么一下这么大的东西而且没有铜托,也就意味着它是原来粘嵌在有机质上面的,也就是说木头或者是皮革上。木头和皮革腐烂之后,只剩下这些片了。

那么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不要说用这个竹签来剔这些片,就是用嘴来往上吹一下,想把它上面的土粒儿吹去的话,都有可能使它换地方移位,都会把它吹飞。如果那样的话呢,恐怕这个东西就保不住了。我总说考古学本来可以说是研究物的,但是我们更强调,考古学与其说是研究物的,不如说是研究物背后的context,就是它背后的这种背景关系,是吧?

比如说在座的朋友,或者哪位学生没有参加过考古发掘?头一次去很兴奋,但是领队老师又不在场,然后他见这些小绿松石片儿,他就见一片儿抠一片儿,见一片儿抠一片儿。老师回来,他说老师你看2000多片绿松石片儿。一下很高兴,重大发现,所谓文物一件都不少,但是context它所镶嵌的那个东西呢?这个是考古和文物收藏的最大的差别。

这样就是说,我意识到这样清不行,清得越细啊,越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以后的复原。而且天长日久连续的熬夜守候,队员们也都非常疲惫。加上这个文物在工地上每多呆一天,就又多一分危险。然后紧急跟我们北京考古所的科技中心联系,那个技师跟我说,那还是整体起取吧,把它整个取回来放在室内慢慢清理。

然后好,那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因为是晚上清的,所以没有照片。大家看就是这个大木箱子,整个就是套箱灌石膏用铁丝装上,这样终于把它从工地请回了我们位于二里头村的考古队,然后我们再把它运到北京。

运到北京就像这么清理,然后这样就是它的真面目才出现。然后我们以前做过多种想象,70公分的东西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呢?完全心里没底,但是技师把我们喊过去,这东西清理出来我们一看呢,这简直是就觉得,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

居然是一条保存得这么好的大龙!那么你站在它的正上方俯视它,你看它好像身子和尾巴都在游动,然后你要是逼近它那个头,它那两双白玉镶嵌的眼睛好像也在瞪着你,催着你读出它的身份来。我们的专家呢管这个叫「超级国宝」,就这样一件东西就是这么出来的。

这样说起来,总有朋友问,许老师你当队长这段时间有很多收获,最令你激动的发现是什么?一般记者朋友都会替我回答,就应该是那个绿松石龙,因为绿松石龙太有名了。但是我说呢还不是,我最得意的还应该是在我手里,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和中国最早的宫城也就是紫禁城,在我手里发现了。

因为我个人是做城市考古的,那么在考古界,我自称我是做「不动产」的。我是玩这个宫城城墙啊道路啊宫殿建筑四合院紫禁城这些东西,这是我的强项。所以我要搞清这个不动产的布局,这是我最大的梦。

这样我们就先翻以前前辈留下来那些资料,寻找蛛丝马迹。在二里头队看先生们留下的发黄的记录,然后一看1976年,我们前辈已经探出,大家看宫城东面这条大道啊,200米长,但是后来由于有什么事儿,就把这个放下了,放下之后,这个就只有记录在这写着。我非常兴奋,意识到这个道路,很有可能就是解开二里头宫殿布局的一把钥匙,然后就决定继续追探。

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有一天,一个村民过来跟我说,许队长我家那个地呢,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哎唷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大家知道,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由于这个地下有比较坚硬的东西,渗水不畅,所以导致它结构异常。

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是宫殿建筑。因为都是用夯土夯的,用夯具夯的宫殿建筑或者说城墙。这个一般长得不好,有的时候航片上都能看出来这个城墙呀,我非常兴奋,很有可能是这个。让技工过去一钻探一看,不是,那是条路。就是这个,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

这个也非常令我们兴奋,因为大家知道路是踩踏之后千层饼似的,也不容易渗水,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这个顺藤摸瓜往东探,图上注明的那个井字形大道,第一个大十字路口,就跟我们前辈探出来那条大道呢,跟那个交上了。

这样就是,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发现了,然后我们接着追探那条南北向的大道,一下子探出了700米。这个路10多米宽,有一些地方达到20米,我们队友开玩笑说,这已经达到了现代道路四车道的标准,这个是具有王气的,只有王都才有这么宽的道路。

就跟我们说,只有北京才有长安街这么宽的道路是一样的。这个非常兴奋,就这样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顺藤摸瓜,乘胜追击把这个井字形的大道就搞清楚了。而这个井字形大道围起来的这个空间,它又是中国最早的紫禁城所在。

我说说起来,中国最早的宫城的发现也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的一本小书叫《最早的中国》,在那里面有一节,我把它叫《想出来的宫城》。因为我们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呢,他有过一段话,我听课的时候听着的。他说在考古工作中啊,你只有想到什么你才能挖到什么,实际上各行各业都是这么个理儿。

但当时做学生吧,还不理解。想这怎么理解,这甚至还有点唯心主义的感觉。但是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啊,你就痛感这句话的分量太深刻。,我接手二里头二里头已经挖了40年了,我的前辈一直想找城墙,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但是这个二里头宫城城墙在我手里找到了。

所以有朋友就说许宏太幸运了,实际上呢我知道我是有一整套思考的。因为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梳理过中国早期城市发展过程,就意识到在早期城市里边,它外围大的城圈,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二里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大的城圈。那它有没有完全取决于,当时的需求情况是不是有防御上的需求,跟它的政治军事形势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坚信作为统治中心王室重地的宫殿区,不应该是开放的,因为政治性这种决策就是有封闭性和独占性。

那么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信念,二里头宫殿区也应该有防御设施,所以我就顺着这个思路,就按胡适先生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看究竟有没有。那么在这之前,我刚才跟大家讲过,我们前辈已经发现了这么一条大道。大家看紧接着它这个西边就是二号宫殿,这二号宫殿的东墙外就是大路了。那么大路以外就不是宫殿区了,因为都是一些小的房子已经不是贵族住的了。

这条大路和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墙,它就应该是宫殿区的东缘,这是可以肯定的。那它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有城墙或者是壕沟出现了,而这样那就是一个推测。就是如果有宫城城墙的话,那么二号宫殿的东墙,就应该是利用宫城东墙建的,就应该它们是一条线的。

那么我就在这个,现在二号宫殿的东北揭开一看,果然二号宫殿的东墙继续向北去。然后我又把二号宫殿的这个东南角揭开,然后再进一步扩大面积一看,它又往南去了。那么2003年我记得非常清楚,十年以前到五月下旬,这条墙已经确认了300多米了,而且后来我们又找到了宫城东北角。那么这样就是2003年,在我40岁生日的前夕,我觉得中国最早的宫城就紫禁城的发现,是我自己收到的一份最厚重的礼物。

到了第二年,我们又乘胜追击,把这四面墙都找到了。确认中国最早的宫城超过十万平方米,它建于距今3700年左右,别看它的面积只有现在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但它是以后所有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就是这样一个发现。

这说了半天绿松石龙啊宫城城墙啊,这些东西都是统治者用的,所以我们觉得它很重要,它可以说明金字塔塔尖儿。但是实际上考古人也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起居,一些生活细节,他们吃什么他们用什么他们扔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考古学就是一门关于垃圾的学问。是不是?我们一切一切的发掘对象都是废墟和垃圾堆,但是我们能从其中探出许多宝物来。

现在给大家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把垃圾坑里的土和地层里面的土,通过浮选,就是用水来冲洗这个土,到最后让这些粮食颗粒浮上来。哦我们知道二里头时代的那些人,已经五谷齐备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探究一些历史的细节。

那么到明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已经到了第55个年头。而我自己作为二里头队队长,也干到了第15个年头。二里头都邑总共300万平方米,这几代人下来我们发掘了多少平方米呢,我们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1%多一点儿,绝对的冰山一角。

但是已经有刚才跟大家说的那样重大收获了。可以想一想,这就是跟愚公移山一样,就是一个大遗址,一个都邑遗址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更多代的人,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工作的。

考古人就是凭着这个劲儿。用我太太的话来说就是,这考古人都是一根筋,一生只干一件事,但一定要有这样的劲儿,才能把这件事做好。

那么我们说几年之前,我的一本小书《最早的中国》。我在那里边介绍了,关于二里头大量的它的中国之最,这个都邑遗址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开创新纪元的这样的历史地位。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与其说我们这几代人的探索解决了什么问题,不如说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新的问题,它在引导着我们进一步探索,引导我们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

说到考古学是研究人的学问,考古学只研究人,人以前的不归考古人管,那么光是人的历史,大家知道已经二三百万年了。如果把人类历史300万,把它假设为24小时的话,那么到了半夜11点57分之后,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字出来的更晚,不到两分钟,就是在这两三分钟之内,才有文字记载。

而这之外的漫长人类发展史,要想搞清它的过程,复原它的轨迹,要想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是怎么来的。诸如此类这样的问题,那只能是靠考古学了,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想起来这个著名小说家张承志先生,他是我们考古专业毕业的。张承志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仿佛这个满身泥土的学科,有一句严厉的门规那就是:或者作为特殊技术工人告终,或者攀援为思想家,在这条路上探索没有止境,我们还在前行,我们企图透物见人,也就是透过那些冷冰冰的遗物,来窥探它背后的古人,探知他们的行为甚至思想。

也正因此,我们坚信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精彩的故事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完整演讲稿

许宏

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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