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我是家庭教育平台“少年大不同”的创始人陈瑜。

在家庭教育和心理咨询一线，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的各种言行充满不解和抱怨：他为什么这么懒，一点上进心都没有；他为什么一天到晚只想着打游戏，什么作业都不想做；他为什么不去上学了……我们问他有什么计划时，他却什么都不说。

作为咨询师，我们在一线，一直给家长们解疑释惑。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冒出来一个念头，如果给孩子们一个发声的机会，他们会怎么解释这一切？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也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么一个热闹，甚至有点喧嚣的教育舆论场，常常能听到家长的声音、老师的声音、专家的声音，唯独很少听到我们教育对象——孩子们的声音。

当时我觉得，这个状况是不合理的，也是不正常的，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我要直接跟孩子们对话。所以2020年，我在“少年大不同”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个启事，决定开设一个专栏，就叫“少年发声”。我向少年们发出了一个邀约。

我自我推荐说，我是一个有着将近20年媒体工作经验的人，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算是一个比较“好聊”的大人，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可以倾诉的树洞，可以来找我。

于是我和一个又一个少年相遇。在过去6年里，我深度采访了全国200多个孩子，主要是不同学龄段的中小学生，遍及全国各地，有的来自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也有的来自乡镇和县城。我不预设任何问题，也不会挑选采访对象，我们或见面，或通话，或完全用文字交流。

2021年到今天，我陆续出版了三本青少年心理访谈实录：《少年发声》《不被理解的少年》《少年厌学》。这些书中有很多的案例，有的孩子活力满满，发展得非常好，但更多的孩子是有各种心理困扰的，覆盖了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厌食症、双相情感障碍，其中很多孩子厌学或正在休学，也有不少孩子有自伤的行为。甚至有3个孩子，曾经走到轻生的地步，幸好被救了回来。

6年间，200多个少年发声，我到底听到了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发现。

第一，我常常在孩子们的身上感受到巨大的恐惧。

这份恐惧是被很多老师和家长用我们常用的那一套叙事浇灌出来的。你一定听到过，甚至可能也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如果不怎样怎样就考不上好高中，考不上好高中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那怎么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不完蛋呢，那就是赢过别人。曾经有一个男生跟我回忆，初三开学第一天，他们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做中考动员时说：“从今天开始，坐在你身边的同学不再是你的同学，他们是你中考考场上的敌人。”

大家想一想，一个未成年人，如果长年累月地被灌输要赢过别人，否则你的人生就完蛋了，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而这样的恐惧会被编织进这些孩子成长的底层代码里，所以我看到的是，与其说我们的孩子渴望成才，不如说他们恐惧被淘汰。

我曾经听过两个孩子的梦境，一个孩子梦见上一届成绩不好的同学被扔到了一个尸体堆里，他虽然考过班级第一，但是他认为自己在年级里仍属于成绩不好的同学，所以差一点也被丢到那个尸体堆里去。

另一个孩子梦见，和他成绩差不多的中等生，每个人都抱着一块浮板在大海上求生，优等生坐在前面的游轮上，而他们身后都是已经淹死的差生。

我已经记不得在访谈中有多少的孩子跟我聊着聊着就开始骂自己是废物、狗屎、人渣、一无是处、没有前途，连垃圾都有被回收的价值，而自己什么价值都没有。太多孩子自我厌弃，甚至到了厌世的程度。

我经常会觉得我们成年人在集体犯罪，我们怎么可以让一个十来岁的生命，在他最好的年华里边，如此痛彻心扉，如此绝望，竟然到了要放弃自己生命的地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开始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体感，当分数和成绩被过度强调的时候，它们就在孩子们心目中真的成为一件关乎生死的问题。

很多孩子在和我深聊的时候说，如果我没有好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如果我没有办法活出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我就是不配活的。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孩子们要用自己的好成绩去换回父母的爱，这是他们最深的恐惧。而在我看来，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是最高级别的恐惧。曾经有一个女孩用8个字跟我形容这种被抛掷的感觉，就是“举目四望，旷野无人”。

乔一是我在《少年厌学》这本书里的一个受访学生。她曾经跟我说：“小时候我很优秀，亲戚们都很喜欢我，都觉得我好棒，是家里人的骄傲，将来肯定大有出息。有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当我高中落下之后，受挫的时候，他们那个变化。人间冷暖，一秒变脸，我当时可受伤了。”

乔一得出的结论是，唯有优秀，才是值得被爱的。所以从那一刻开始，考试对她来说就跟渡劫一样。考试不再是检验自己在这个阶段的学习成果，而变成了去验证她是不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

每次考试成绩发下来的时候，她都特别紧张，看都不敢看，需要跟自己说：“没关系的，OK的，不要再怪自己了。”她说，她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用在了和自己内心的冲突与情绪的对抗中，只有20%花在了学习上。她觉得不管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获得妈妈的认可。

她自己没有学会如何认可自己，她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完美，这样所有人都能喜欢她，所以她问我：“陈老师，你觉得保持优秀，渴望被看见，是不是也是一种动力？”

太多的孩子问过我这个问题了，因为这是一个难题。有很多孩子会更深一度地想，到底爸爸妈妈爱的是我，还是爱我考卷上的100分？我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作为父母，我们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知道孩子们内心最渴望的答案，那就是：我爱你，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不需要附加任何条件。

我的第二个发现是，孩子们渴望和父母对话，却选择拒绝沟通。

很多家长常常给我发来这样的短信，说孩子什么话都不跟我们说，他们特别想不明白，小孩小时候天天追着大人，小嘴吧唧吧唧说个不停，但是转眼间，他们就成了和自己两个世界的人。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孩子，他们回复说，我爸妈在家只跟我聊学习，我一听就心烦；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不感兴趣，聊不到一块儿；我做什么他们都要评头论足，我不愿让他们知道，我们三观不合，一说话就要吵架，还是算了吧。

对于没有办法和父母沟通这件事情，孩子们普遍的态度是遗憾但接受，并且不抱希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穿梭在孩子和家长这两头的人，跟两方都有比较深度的对话。

坦率说，我会觉得，当互联网和AI技术让资讯和知识变得平权的时候，很多的孩子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再叠加上在他们的成长历程当中，太多的孩子有很多难言的痛楚，他们非常迫切地想要去解释，我是谁，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而我又是怎么了。

所以这一代的孩子远比我们在他们的这个年龄段时要想得多，想得复杂，想得深刻。但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普遍不具备和自己孩子对话的能力，两方不在一个频道上，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我们一天到晚跟孩子们说的是，读书改变命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孩子们想的是，学习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我该怎样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曾经有一个有人际关系困扰的女孩来找我。她问我说，陈老师，你看过加缪的《局外人》吗，我在人群中就是这种感受。有一个男生很自卑，他了解到心理学家阿德勒是专门研究自卑的，他说，我看了我能找到的所有阿德勒的专著。

还有一个抑郁在家休学的女孩，她整整给我上了一堂课，从佛学的我执的概念，到心理学的全能自恋，再到道家的天人合一。她说，我终于明白了我不快乐的根源，因为我画地为牢，把自己困在了非黑即白的逻辑框架里。

还有一个女生，她出生在中部省份一个非常重男轻女的家庭，她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女性主义感兴趣，看了好多这方面的书，我很想知道女性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确立自己的价值。这怎么跟我妈说呢，她说，我一回头就看到我妈在刷视频，看女人该如何抓住男人的心。

所以，当我们的父母没有办法在这些话题上接住孩子的时候，我们怎能去怪孩子不跟我们说话呢？在我看来，判断亲子关系好不好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黄金法则，就是你跟孩子是不是有话聊。

在这方面我有一个小心得。我在跟孩子们对话的时候，我对他们的世界充满好奇。孩子们能感受到你的全然在场和真心实意，所以他们会变得有问必答，并且态度热切。

其实孩子们是期待在家庭中发生这样的连接的，只要我们的父母拥有开放的心态，可以去接纳那些新兴的事物，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保持学习和成长，保持平等的姿态，给予孩子尊重。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发现是，孩子网络世界的暗面，在父母的视线之外。

先来回答四个问题：

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在网上看什么吗？

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在网上做什么吗？

你真的知道你的孩子在网上结交什么样的人吗？

你真的知道网络如何影响你孩子的三观吗？

说实话，我的答案是，我也不太清楚。这可能是未来家庭教育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们的孩子有一部分世界是完全在我们视野之外的。而当下我们可能关注的是，孩子花了太多的时间在电子产品上，影响了学业。

我的观察是，更为严峻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和很多的孩子有过很多的对谈。

我想说的一个点是，我其实不是一个反科技主义者，我不会把那些电子产品和软件应用看作洪水猛兽，我也非常认可孩子很多的娱乐、学习和社交的需求在网络上获得了很大的满足。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看到了风险。

当我们的未成年人，在未经任何教育和引导的情况下，和成年人一样暴露在这个网络环境中，其实他们是没有做好准备的。

以下这些是在做“少年发声”时，孩子们跟我说的情况。

有小学生跟我说，他的好多同学都是键盘侠，在网上骂人的时候满口脏话。有6年级的孩子跟我说，他做作业的时候会忍不住想去看色情网站。

有13岁的初中女生说，她会用非常露骨的语言在网上和陌生人聊天。有一个高中生去外地见网友，然后感情受挫，回到酒店崩溃，买了刀片，在朋友圈发厌世的图文。

有一个女生参加辩论比赛，那一场发挥得不好，后来的两年，每天晚上，她的男队友都会给她发消息说，你怎么还不去死。

有一个女孩被霸凌，被围殴，她被抽打几十个耳光的视频在校园里疯传，甚至传到了校外，她没法再去上学了，甚至不敢踏出家门。有一个玩cosplay的女孩被网曝，被说长得丑还出来作妖，容貌焦虑使得她重度抑郁。

这还只是我们掀开的冰山一角。当这些事情一桩桩发生的时候，家长是毫不知情的。当它们因为孩子们成绩下降，情绪低落，或者因为躯体化的症状而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家长都是懵的。

这怎么可能？这该怎么办？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事情。网络世界的规则和玩法是模糊而又粗野的，我看到太多的孩子在里边横冲直撞，遍体鳞伤。

更让我担忧的是，我还从孩子们的讲述当中看到了一个正在发展的趋势：我们的教育部分让位给了算法推送的内容，它们在形塑我们的孩子，但是它们并没有教孩子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不会告诉他们辨别的重要性。

有一个初一的女孩给我发来了一长段的文字，她说：

“自从接触了互联网，我才认识到，我的温饱是解决了，但我和富人之间是有区别的。我以前感觉自己每天过得还行，但我已经在这种小县城生根了，没见过外面的好。

上海是我最想去的城市之一，我每天看上海的街拍，见过它的纸醉金迷，看过外滩的豪车名媛，看过陆家嘴的高楼，就差没去过了。没成绩、没颜值、没背景，我也挺没三观的。最无聊的时候，我甚至想过整容给有钱人当小三。

现在我才知道，长大后要是没有工作，整容的钱都没有。而且阶级不一样，我遇到的有钱人也不一样。好像除了钱，我对什么都不在意了，我就想每天玩手机、刷视频，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孩子们的这些话是断然不会告诉自己父母的，我也不知道，如果她没有把这些消息发给我的话，她的身边是不是还有其他成年人可以跟她去探讨这些。

在我最新出版的教师访谈实录《少年自有未来》中，也有老师跟我表达了相同的忧虑。他说，他特别痛恨网上那些毒鸡汤。他说，他很多的学生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就是爸妈没有能力干吗生我，你生了我就要对我负全责。

他说，孩子们就这么学着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人，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

当你看完这条视频后，系统就会推送给你更多相关的内容，你点赞之后，你的好友就会看见。这些孩子被困在了一个信息茧房里边，他们的情绪被无限地放大，他们的认知变得更加固着，他们会以为这就是真理，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当看到让他们不适的内容，他们就会选择划走，如果再看到让他们不适的人，他们会选择直接拉黑。

如果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意味着变得更加理性、包容、开阔、自省，那我看到的是，很多孩子在互联网的生态当中，正在被带向这些词的反面。

而且随着AI的兴起，这个局面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在咨询一线已经接触到了有一些孩子沉迷和AI聊天，他们认为AI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还有孩子笃信AI背后有一个真人，而他们正在一段热恋关系中。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16岁的女生，她休学已经有整整四年了，每天在电子产品上的使用时间是8到10个小时。她在网上打游戏，混二次元群，结识了一百多个网友。浸泡了那么久之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成年人不加引导，互联网对孩子来说弊大于利。

在《少年发声》中，她强烈建议，要对未成年人进行互联网教育。我问她这个教育该怎么做，她快速给出了答案，一看就是对这个问题有很深入的思考了。她说，回归到三个最本真的问题：爱的教育，性的教育和生命教育。

她说，如果你们家长想让一个孩子有好的人生底色，有强的辨别能力，有正确的三观，那么这三个教育缺一不可。这一次，轮到孩子们来给我们大人敲响警钟了，让我们不要失手，让我们不要失职。

我真的认为，我们的家庭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面前，我们和孩子都是新人，那我们该如何去引导他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共同面对的大课题。

就是这样子，在这6年里，我和200多个孩子聊了很多很多，包括他们的人生经历、故事，包括他们对教育的看法，也包括他们对世界的认知。

他们也希望他们的声音能够参与到社会建构中，他们非常渴望被听见，然后得到回响，能让他们的情绪和能量找到一个出口。

我选择成为那个出口。所以在每一本书的后记里，我除了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还会写一句话：“我是陈瑜，我一直在。”我希望释放给孩子们这样一个信号，就是有一个人一直稳定地在那里，如果你想说，她就愿意听。

其实90%的孩子在与我通话之前，我是不知道他们的年龄、性别、身在何处的，但是这后续的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里边，我可能去到他们内心深处从来没有人去到过的地方。

每次有新书发布的时候，就会有记者来问我，为什么孩子们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们又该如何去听见孩子们的心声？

我在想，可能我和老师、家长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看到孩子们在井底，我不会在井口冲着他们大喊说，你赶紧上来啊。我会选择纵身一跃，陪他们坐在井底，去体会他们的处境，去触摸他们的感受，去一起商量，我们有什么材料可以搭一把梯子。

我时刻记得有孩子跟我说过，如果不是碰到了凭自己能力跨不过去的坎，谁愿意躺平。这句话带领我们进行一个思维上的切换，不是孩子们有问题，而是他们碰到了麻烦。

在孩子们最摆烂、最没有人样的时候，恰恰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内心里，我是真的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向好向善的，这份相信他们是能感受到的。

听见本身就是一种疗愈，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访谈前后孩子们的变化。很多时候，孩子们跟我说第一句话“喂，陈老师”时都是气息奄奄的，我听的时候也会心里一沉。但是当他们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把他们积压的情绪释放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他们的声音里边透进了一丝丝的光亮。

这个时候，他们就有机会去更加全面地看待自己的状况，能够更冷静地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资源，可能的出路在哪里。道别的时候，他们说“陈老师，再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声音里面有力量了。

我特别想跟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们说，每一个几岁、十几岁的生命都是一个小宇宙，都值得我们去敲敲门。如果他们给我们发了一张签证，允许我们走进他们的世界，你会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他们的丰富性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真的不是什么小屁孩，他们努力在自己的生命轨道上划出自己的成长轨迹，这是生命最动人的部分。

当初我把自己创办的这个家庭教育平台叫作“少年大不同”，是因为我相信少年本就不同，少年理当不同。

他们不是考试机器，也不是流水线上的水果罐头。如果给孩子们一个发声的机会，他们最想说的是成为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自在生长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去赢过任何人，他们自有他们的未来。

最后，如果回到一个妈妈的身份，我很想去隔空抱一抱我采访过的那200多个孩子，我希望他们和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活得轻快一点，都能够活得像一个十来岁孩子该有的样子，都能够活出勃发的生命。

祝福孩子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