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在他这篇文章中给了一个非常详细、生动的描述,他说,“看到西西弗那张抽搐的脸,他的脸颊紧紧地顶着石头,一个肩头扛住了沾满泥土的庞然大物,一只脚撑住双臂,再向上掀动。在巨石转瞬间推到山顶时,又滚落到山下,必须重新推上山顶。”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西西弗该怎么办?加缪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西西弗走下山的那一刻,走下山的那一刻,是他意识活跃的时刻。他意识到在他的面前有两种选择,如果在这样的意识活跃时刻,他感受到诸神对他的惩罚,他想咒骂诸神,他感觉到非常痛苦,想要去抱怨,那么反而是诸神对他惩罚的成功。
但是如果他能够发现,他的命运属于他自己,那块巨石是他自己的事情,那么至少在这一刻,他直面了他的命运。在加缪看来,这一切包含着某种强大而又独特之处,其实这就是我最初想和这群孩子们分享的。我想告诉他们,你包含着这种强大而独特之处,就是你能够真正地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直面命运。
在课上,我一般会把这样的哲学文本直接投在屏幕上,带着他们一句一句地读。

在读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在教室的前方有一个女生,突然之间她的眼泪就从脸颊流了下来。我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让大家去讨论,想要去盖住此刻的氛围。后来我在她的作业当中找到了这样一句话,她说:“生命的意义在于用感受对抗荒谬。”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加缪,甚至我也都不太确定,她所谓的这个感受是一些什么样的感受,但是我相信,在她掉下眼泪的那一刻,她一定有一些过往的生命故事和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相重合。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这群高中生来说,并不一定要完全理解每一个哲学概念。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他能够找到一些哲学对他的触动,这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不仅如此,还有非常多的反转,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当你想让孩子们去理解这个思想的时候,事情往往并不是按照你原先预计的那样去发生。
当我讲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自由意志。假设我现在把我的右手举起来,你会发现,对于我举起右手的这个动作,我是可以控制的,此刻我是自由的。自由意志对于整个人生意义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所有人生意义的最底层、最重要的前提和假设,我们都特别期待我们的人生是可以由我们自由选择的。
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派观点,被称为决定论。在决定论看来,我刚才举起手的那一刻,本质上是由我大脑中的神经元的电信号引发了我的肌肉运动。是什么样的原因引发了我大脑中神经元的电信号呢?这派观点认为,这是环境的刺激和过去的状态所决定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点是我自己可以控制的,所有的这一系列,其实都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那么在这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自己对于我们当前的状态是控制不了的。
作为一个从小地方来到上海的90后,我并没有接受这种价值观。在我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自由选择来获得的,你可以通过你的双手去改变命运,你当下所有的这些都是自由的。如果你接受决定论的世界观,那你的人生是不是就会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很难真正地找到意义呢?
然而,反转来了。我的一位学生,她正是在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当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感。那是在疫情期间,我们一起共读了英瓦根的文献。这篇文献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那就是:并没有自由意志,我们当下的一切都是必然发生、必然决定的。
我的这位学生有一段时间有非常严重的精神困扰,在疫情期间她买不到可以缓解症状的药物。我们都可以想象她所经历的这种艰难,但是,三年之后,我翻她的朋友圈,发现了这样一句话,她说:“在梳理决定论和自由意志时,反而是一些因果决定论的思路启发我在重要的人生节点重新回溯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这位学生之所以有严重的精神困扰,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出现过度的自我归因。她很容易把周围一切不好的事情都归结到自己身上,认为自己有问题,这种东西会一直缠住她不放。但后来她说,“决定论真正地驱散了困扰我非常久的心魔,让我释然和放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要接受的是一种决定论的世界观,你会发现,你现在所有的这一切是一定会发生的,你仅仅是命运的承接者,你不得不去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但这一切并不是由你导致的。因此,他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平静。
后来她告诉我,这种因果论,这种必然性,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很无力,但是也会让一些人感到释然。再到后来,她毕业时,送了我一个书签,上面写着: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把它放在我的案头,因为我知道,这句话对她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故事。从这三个故事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我的哲学课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尤其是在和第三位学生交流的时候,其实也在启发我。原先我认为决定论是个很消极的理论,我以为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感受,我要给他们传递的是自由意志的积极理论,但是他反而却在决定论当中获得了一种自由。
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尽量还是不要用既定的思路去理解年轻人的想法,尽可能不要用既定的框架去束缚他们,给他们一些可以自由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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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荒谬-平静
我看到,哲学对这群孩子有真正的改变,那我就在想,我有没有机会让哲学和他们的生活之间有更深的连接呢?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实验项目,叫作生活实验。
生活实验的最初灵感来自密尔,在密尔看来,如果我们的人生要想过得幸福的话,你应该不断尝试一些新的可能性,我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叫“人生慢变量”。所谓的人生慢变量,就是让他们去做一个他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并且整个周期要持续两个月之久。最好每天都能做一点点,至少每周做2到4次。
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做什么。我就说,哪怕你每天发发呆,你就发10分钟呆,看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他们做的一些慢变量:有的同学选择夜观星象;有的学生选择树下冥想,在我们学校的一棵树下打坐,选择与自然共处和共振。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同学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第一个同学是第一次选择摄影,她说摄影给了她走出家门的勇气,她第一次发现,街上有那么多不同的人群,有那么丰富的色彩,那种色彩带给她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
再到后来,她的感受越来越抽象,甚至连我也感觉到很抽象。她在读萨特哲学和在摄影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人最终会成为他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们终将与真正的自己相遇。
另外一位同学在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中经历了失败,她感觉到非常沮丧,她的母亲让他走出家门,她就开始跑步。在跑步的过程中,她抬头望向了天空,她看到了天空中的那种辽阔和博大。她说,此刻,我的人生,我的悲伤,我的焦虑,在这片天空下都变得那么渺小。
这也让我再去思考,不仅是孩子们,大家都有困惑,有没有可能让他们去设计一些项目帮助其他人呢?所以我带他们做了这样一个项目,叫“给困惑者的人生指南”。这是一个小组合作项目,他们要以6人为一组,设计一个具体的情景和问题,最后做成一张海报,这张海报要给到别人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这是其中一个小组做的报告,标题叫作“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重大不幸”。

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同学,她的姥爷被确诊了重大疾病。她在班里做报告的时候,非常云淡风轻地跟我们讲述了这一切,她甚至还给了我们一些面对人生重大不幸的建议。

我来挑两条分享一下,她说:“第一步,一定要承认这个事情很糟糕,不要假装没事。还有就是,你要区分可控还是不可控,有的时候疾病的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可控,但是你今天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陪伴你的亲人,这个本身就是可控的。最后,你一定要允许自己不完美,但是可以持续调整,或许有些天可能会很崩溃,或许有些天可能会很平静,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觉得,一切都可以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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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45度角
当时整个教室的人都非常聚精会神地听他分享,其实我感觉整个教室或许只有我才能真正地、深深地共情他所经历的这一切。
2022年,我的母亲被一辆厢式货车撞到,她的头颅直接着地,陷入了深深的昏迷。当时的手术决策,要切掉一块头盖骨去缓解脑内的水肿和压力。在之后的两年,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非常艰难的手术决策,在被这些手术决策折磨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不想去做任何选择。在那一刻,我特别希望能够把我的选择权移交给他人,同时附带我所有的责任,也转移给他人。但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地替你做到这一点。
这个时候,我在哲学当中获得了一些启发。萨特说,你必须要做出选择,其实你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他的观点有点抽象,他说在过去的心理状态和现在的心理状态之间,是有一条裂缝的,而这个裂缝就是你做选择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即便选择不做任何选择,其实也是你的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是奥勒留,他从另外一个视角启发了我。他说,你也要学会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奥勒留是古罗马一个非常著名的皇帝,也是一个哲学家,据传他一生有14个孩子,8个都夭亡了。他在《沉思录》中写道,“别人要如此祈祷,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拯救自己的孩子,而你要这般祈祷,我怎么样才能学会不害怕失去自己的孩子。”
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把我夹成了一个比较恰当的45度角,我可能暂时没有完全站起来,但是它也没有让我完全倒下去。我把它称为人生的45度角。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去保持平衡,慢慢地用这两个理论消化这件事,帮助我去做一个又一个的手术决策。
讲到这里,我非常的感慨,所有的这一切就像一个圈。古人言,渡人就是渡己。当我用这些哲学理论去启发学生应对他们人生中遇到的挑战时,我自己也从这个理论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和洞见。
感谢我的学校,上海平和学校,让我有机会进行这样一场教育实验。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他们有一些人已经毕业,正在走向人生更广阔的舞台。我想或许在某个深夜里,或许在他们某一个选择的十字路口,或许在他们某一次突然间地得到或者是失去里,或多或少,都能够记起哲学课当中的某句话,并为那句话给他带来的当下的启发而感动。或许这就是高中生学哲学的理由,也构成了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意义。
谢谢大家。